由于历史传统与地理位置的不同，商周时期各地原有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路径不尽相同。在海岱地区，西周晚期与春秋时期是东夷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重要阶段，以考古学视角看，这一地区东夷文化的发展，在该时期的铜器墓上得到较为明显的体现。通过研究铜器墓的历时性发展变化，可以揭示该时期东夷文化演进与夷夏融合的过程，为探讨东夷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提供一个新视角。

　　鲁南苏北包括微山湖—骆马湖以东、蒙山以南、淮河以北、东至于海的地区，位于东部沿海南北过渡地带，位置相对独立且有过渡性。西周晚期，周室对该地区文化还有较强影响。春秋时期，周室对该地区的影响有所减弱，同时受其他国族文化的影响，该地区的东夷文化特征有所复兴且多具有周边国族的文化因素。

　　西周晚期与春秋时期为东夷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该时期发现了较为丰富的铜器墓，代表了当时上层社会的文化特征与属性。该地有详细资料的铜器墓主要发现于莒县西大庄、临沂中洽沟、沂水刘家店子、莒县大沈刘庄、莒南大店、莒南花园庄、曲阜鲁国故城、滕州薛国故城、枣庄东江村、枣庄徐楼、临沂凤凰岭、邳州九女墩、郯城大埠等数十处，分属十多个诸侯国，以鲁、莒两国最多。依照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看，铜器墓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西周晚期、春秋早中期与春秋晚期。

　　从文献记载看，西周晚期周室对该地区各封国有较强的影响，该地封国尚遵循周室管理。《竹书纪年》载：“（周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此事言“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周室对该地北邻的齐国拥有较强的控制力，对该地区也应如此。

　　虽然该地区发现的西周晚期铜器墓较少，墓葬也多属中小型，但其形制均为土坑竖穴，随葬品形制与组合多属周文化特征。莒县西大庄、曲阜鲁国故城、临沂中洽沟等西周晚期铜器墓，墓葬形制、随葬品器类与搭配、器物纹饰风格与中原铜器墓近同，邳州梁王城西周陶器墓出土陶器也大部分为周式陶器。总之，该时期铜器墓中原色彩浓厚，周文化特征占主流。

　　进入春秋早中期，文献记载强调了该地区的夷夏之别，东夷一些固有礼俗也在文献记载中出现，这些记载在该时期铜器墓特征上也得到印证。

　　《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内诸夏而外夷狄。”《左传》僖公十九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邾与鄫属东夷古国，这种用人牲祀社原属夷礼。该时期的铜器墓中，殉人现象增多。在刘家店子、大店、花园庄等铜器墓中多有殉人，薛国故城中型墓也常见殉人现象。铜器墓在形制上与西周晚期墓葬差别较大，墓葬多置边箱以放置随葬品，与中原地区随葬品置于墓室的一、二、三边或周围的现象不同。随葬品组合也与中原铜器墓不同，中原地区铜器墓中随葬陶器多见鬲、盆、豆、罐及其组合，而该地区多为鬲、壶、豆、罐、罍与器盖及其组合。

　　该时期的铜器墓依分布地域和墓葬组合关系、墓葬结构等特征看，大致可分为三区：西部鲁城区、东部莒国区、南部九女墩区。在鲁城区，主要包括鲁国及其临近封国，按《左传》定公元年“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的记载，鲁国国君墓区外围应是有相应的围沟设施。近年发现的周原周公庙西周大墓墓区就有围沟现象，这种葬俗可能是受到了周室的影响，鲁国周人墓葬与小邾国国君墓地各单位无腰坑、未见殉人，也可能是受到周人葬俗的影响。在东部莒国区，大型铜器墓距离较远，而且墓葬殉人较多，沂水纪王崮墓地M1有墓上建筑。在南部九女墩区，文化面貌还较模糊，从现有材料看，九女墩区的铜器墓受南方文化因素影响显著。

　　总之，文献记载的此时社会上层活动与铜器墓的特征相对应，春秋早中期周礼约束松弛，东夷文化特征有所突出，因地域与文化传统的不同，铜器墓还存在分区的可能。

　　文献记载，春秋晚期，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及其他地区国族文化有了明显的互动融合迹象，这在该时期的铜器墓特征上也有体现。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论东夷官制特色是强调夷礼的体现，周礼是吸收东夷文化的一些元素而形成的，这有强调夷夏融合的意义。这种融合在铜器墓上的表现，是随葬品组合在饮食器基础上普遍出现酒器、水器；乐器增多是另一个明显迹象，有些铜器墓在乐器编镈之外，有铎、编磬等出土，与中原地区一些铜器墓僭越礼制的程度近似；铜器墓中有其他国族特征器物出现的频率亦增加。铜器墓中的发现，证实了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及其他国族文化的互动融合进程。

　　结合文献记载，分析鲁南苏北铜器墓，可以看出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在周礼束缚作用减弱的情况下，东夷一些文化特征有所复兴。到春秋晚期，随着文化交流融合的加强，中原文化与其他国族文化因素在该地区铜器墓中被发现。历时考察铜器墓的发展可以看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该地区东夷文化呈现回旋往复、渐次融合的发展特点，诸小国纷纷进一步融入华夏文明。

　　（作者系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区域考古与自然遗产保护”文科实验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