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夷的研究，有两个特别重要的视角：其一是东夷文化的特质以及东夷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其二是在东夷与华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夷夏的互化融合。诚然，这两个方面是有交叉、有联系的。我们这里主要从夷夏互化融合视角来探查东夷的发展变化。

　　关于“夷”和“夏”的界说，傅斯年在其名作《夷夏东西说》中，认为“夷”包括夷和商，属于东系；“夏”包括夏和周，属于西系。但我认为，“夷”仅指东夷，这从《左传》所讲的春秋时期的史实，向前推移到西周的金文，再向前推至商代的甲骨文，都是一脉相承的。商代的甲骨文中以往释读为“人方”者，李学勤等先生释为“夷方”，就是东夷。既然甲骨文把位于海岱地区的土著族群称为“夷方”（人方）而与商族自己相区分，这说明商族自己并非把“夷”和“商”合在一起，所以，夏商以来的商族属于华夏民族。

　　与“夷”相对而言的“夏”，我认为就是华夏民族。根据我的研究，华夏民族是从夏代开始形成的（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夏代和商代时的华夏民族属于“自在民族”的华夏民族，西周和春秋战国时的华夏民族属于“自觉民族”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之所以从夏代开始形成，就在于夏商西周时的国家形态结构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复合制使得王朝内有两个层次的“多元一体”：其一是在政治实体上，王国（王邦）与诸侯国邦国这样的“多元”共同构成“一体”的王朝国家；其二是在族共同体上，王朝内由王族和众多其他族群共同构成华夏民族。复合制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机制，夏朝、商朝、周朝这样的王朝国家是华夏民族的框架。由此出发，我认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地域，就是夏朝商朝西周的国土，尽管其国土是动态的；华夏民族的共同语言，就是由甲骨文、金文所标示的语言文字；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就是夏朝商朝周朝一脉相承的以礼义和礼乐为特质的华夏文化；华夏民族的共同或相通的经济联系，就是王朝国家内的经济联系。由此我认为，华夏民族形成于夏朝，夏、商、周都是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作为自称和他称的“诸夏”“华夏”“华”“夏”的华夏民族称谓，就是以夏朝为正统的缘故而形成的。

　　海岱的“夷”与中原的“夏”之间的互动融合并非始于夏代，而是从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就开始，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华夏民族的形成是从夏代开始，那么对于夏代之前族群的称呼，可以称之为部族或集团。“集团”是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使用的概念，他把中原地区的炎帝族和黄帝族称为“炎黄集团”，把史前海岱地区的东夷族称为“东夷集团”，把史前长江中游的族群称为“苗蛮集团”。我赞成徐旭生先生的做法。

　　在历史文献上，我们可以看到“炎黄集团”与“东夷集团”“苗蛮集团”的交往；在考古学上，我们也能看到三集团文化的交互作用。所以，严格说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原与四方之民都有交往交流交融。但是，在这“五方之民”（即中原与蛮夷戎狄四方之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中原与东方（即东夷）的交往交流交融最为深入，也最为持久，是最主要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

　　夷夏的交往交流交融走的是“互化融合”道路（王震中《夷夏互化融合说》，《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从考古发现看，夷夏的互化融合至少在仰韶时代就已经明显起来了。在仰韶文化中期即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既可以看到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对海岱的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釜形鼎对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其中，中原地区的郑州大河村遗址所代表的大河村文化类型，可以称得上是东西文化的融合体。到了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即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亦即大汶口文化晚期，可以看到许多东夷人来到了中原，留下了他们的墓葬和遗址。到了中原龙山时代后期，除了在夷夏接壤地带产生一些混合型文化外，海岱龙山文化盛行的磨光黑陶对中原龙山文化有广泛的影响。

　　从先秦文献看，《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也就是说，作为华夏圣人的大舜来自东夷。据《山海经·大荒东经》等文献记载，颛顼属于夷夏在濮阳融合的结晶。到了夏代，《左传》襄公四年说后羿（夷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夷羿能取代夏王，一度成为夏朝的国君，当然也由东夷族融化为华夏民族了。到了商代，山东青州苏埠屯 “亚醜”大墓属于东夷族，但从苏埠屯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的形制以及甲骨文中的“小臣醜”（来自“亚醜”的在朝为官者），可以看到商朝在夷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上大大发展了。西周和春秋时期，夷夏融合又有进一步发展。

　　夷夏之间的互化融合完成于战国时期。到了战国时期，由于齐国对山东半岛的统一，齐国把残留的东夷都纳入了自己的行政管辖范围里，由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融合了东夷与华夏的差异。以往所谓“东夷”，此时其文化完全融入华夏，其族别也趋于消亡，到了秦汉时期，海岱地区已属于完整的华夏文化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从秦汉开始形成的汉族像“滚雪球”似的，是一个包含众多民族成分的融合体。华夏文化和中华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从“炎黄集团”到“华夏民族”再到“中华民族”，走的都是互化融合的道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历史学部副主任）

　　（本报记者  张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