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文化是先秦海岱地区土著居民创造的自成体系、一脉相承的地域文化。东夷历史悠久，山东沂源县发现有距今60万年前“沂源猿人”的文化遗存，尤其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发展强盛，对华夏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秦统一六国后，东夷部族最终融入华夏民族，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夷以鸟为部族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追溯其先祖少皞氏以鸟命官之事：少皞部落以“凤鸟”为部族图腾，下分掌历法的“五鸟”、掌军政的“五鸠”、掌手工的“五雉”和掌农业的“九扈”四个胞族，胞族之下又细分为24个氏族，这些氏族以各自崇奉的图腾鸟来命名，构成有序的“鸟官”系统。少皞部落的鸟图腾崇拜影响深远，如与东夷有渊源的商人、秦人亦以鸟为部族图腾。《诗经·商颂·玄鸟》记载商人始祖契的诞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载，秦人先祖女修因吞玄鸟遗卵，怀孕生子大业，大业之子伯益即为秦人嬴姓始祖。此外，在东夷文化影响下的朝鲜和东北民族中亦广泛流传有“鸟生”始祖神话传说。

　　东夷的鸟图腾崇拜也直观反映在出土器物上，如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多见的典型器物——陶鬹，流口上翘作鸟喙形，俨然仿鸟造型而作。龙山文化中所谓鬼脸式鼎足实为鸟头形鼎足，同时期遗存多见的鸟头形盖钮、鸟形玉器、鸟纹装饰等，无不是东夷部族鸟图腾崇拜的印迹。

　　目前，山东地区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沂源猿人”、旧石器中晚期的“沂水跋山遗址群”，新石器时代先后形成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一脉相承的区域文化系统。东夷作为这一地区的土著部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

　　首先，东夷是较早使用文字的古老部族。北辛文化发现有零星的刻划符号，至大汶口文化，不仅刻划符号增多，亦出现图形文字，如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有镌刻在大口陶尊的“陶文”，因字形结构极似甲骨文、金文，被认为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汉字萌芽形态”（张富祥《东夷文化随想》，《走向世界》1998年第3期）。至龙山文化晚期则在邹平丁公遗址发现刻有11字的陶片，多数学者认为已属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由于陶文使用连笔，且结构与甲骨文、金文存在差距，部分学者认为或属东夷文化系统的文字。至桓台县史家遗址中发现岳石文化时期的卜骨刻字，比商晚期的甲骨文要早近300年。

　　其次，东夷制陶技艺高超。今山东地区发现的典型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薄如纸，黑如漆，亮如镜，声如磬”美誉的“蛋壳陶”高柄杯。陶杯由盘口、杯部、器柄和底座四部分组成，平均厚度仅0.5毫米，口沿最薄处可达0.2毫米，重量仅有数十克。黑陶高柄杯表层色泽黑亮，器形轻盈精美，在我国早期制陶史上处于领先地位。

　　最后，东夷部族在军事方面多有建树。东夷人善于射箭，《帝王世纪》记载东夷有穷氏这一族自帝喾前就世代掌管射箭，帝喾时沿袭祖业，被赏赐以彤弓素矢，封于鉏。传至后羿，亦以擅于射箭闻名。此外，文献记载，东夷首领蚩尤（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曾发明金属兵器。《吕氏春秋·荡兵》：“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至蚩尤时始造青铜兵器。《世本》记载蚩尤“作五兵”，分别为戈、矛、戟、酋矛、夷矛。东汉画像石《蚩尤与黄帝战图》中就刻画有蚩尤手脚共持五种兵器的形象，这是东汉人对蚩尤“作五兵”功绩的肯定。蚩尤因此被赋予兵器发明者的“兵主”和“战神”形象。

　　东夷族在制定刑法、管理狱讼方面成效显著。如东夷首领皋陶曾先后担任尧、舜时族邦联盟的理刑官。《尚书·舜典》记载舜曾任命皋陶为士，主察狱讼之事，皋陶面对“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的内忧外患局面，完善刑罚，终得“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记载，皋陶曾经制定“昏、墨、贼”之刑。此外，在处理诉讼时，《淮南子·修务训》描述皋陶“马喙，是谓至信”，皋陶判案时能坚持公正、明察人情，以至于任理官期间，“天下无虐刑”。《论衡》记载皋陶在处理诉讼时，若遇疑难案件，则借助独角兽——獬豸来帮助裁决：獬豸“知曲直”，会用角触向有罪的一方，从而帮助公平断案，后世执法官吏所戴的帽子—“獬豸冠”即沿袭于此。由于皋陶在处理刑狱时能秉公执法，汉时人们奉皋陶为“狱神”，后世尊为“中国司法鼻祖”。

　　此外，东夷族在文化艺术方面多有建树。比如，东夷的乐舞成就很高。《路史·后纪》记载，早在东夷首领少皞时，就“立建鼓，制浮磬……作《大渊》之乐”。至舜的父亲瞽叟改进乐器，将五弦之瑟改进为十五弦之瑟，舜时又将瑟之弦增益为二十三弦。此外，舜即位后，在完善自帝喾以来的《九招》《六列》《六英》乐舞的基础上，制成歌颂舜德的集大成乐舞——《韶》乐，孔子夸赞其“尽美矣，又尽善也”。东夷的乐舞成就在考古发现中亦得到佐证。最晚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已陆续出土有陶铃、陶鼓、陶角、陶埙、陶笛、陶号角等乐器。如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距今6000多年的陶铃，山东邹城野店遗址出土有彩陶鼓，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距今5000多年的陶质笛柄杯，经专家试吹和测音，可“奏出4个不同音质的乐音，能演奏简单的曲调”（王树明《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笛柄杯简说》，《齐鲁艺苑》1986年第1期）。

　　总之，东夷文化作为海岱地区富有特色、创造性的地域文化，曾在华夏民族形成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中的“突出的创新性”特征。新时代加强对东夷文化的研究，对探索中华早期文明的起源、互动与融合乃至对其他文明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夷出土与传世文献的互证与研究”（24CMZ08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区域考古与自然遗产保护”文科实验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