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是不同文化与文明交流汇聚的十字路口，它与我国山水相连、数万年以前便有密切的文化联系。了解东南亚的史前考古学史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关照和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同时从“他者”视角观察中国周边区域史前考古研究与发展路径的异同，为未来开展外国考古、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奠定基础、提供借鉴。
21世纪以前：西方学者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回顾一下东南亚史前考古的历史。
李英华：大约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人在东南亚大陆陆续意外发现史前文化遗存，随后开始了简单的调查和挖掘。在中南半岛北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调查和发掘过程中重视地层的辨识与划分。在中南半岛南部的泰国与马来西亚，民族学者更重视对遗物的采集与保存，因此，在十九世末马来半岛就建起了多座博物馆，收藏与展示当时民族学者调查发现的大量文物。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马来西亚、越南北部等地区更多早期文化遗址的发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东南亚史前考古，并开始运用科学的发掘技术与方法，比如：欧洲流行的系统发掘技术和专业发掘方法，以及文化—历史学方法。文化—历史学方法以器物分类与组合的类型学研究为基础，以建立区域文化编年及追溯地区间文化关系为目标。由于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求，该方法迅速流行并得到广泛运用，学者命名了许多迄今仍普遍使用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如“和平文化”“北山文化”“东山文化”“沙茔文化”等。
50年代初，法国学者伯纳德·格罗斯里尔将当时已经在欧洲流行的“惠勒探方法”带到了东南亚地区，并运用于柬埔寨吴哥、土圈等遗址的发掘。“惠勒探方法”作为考古发掘最基础的方法沿用至今。同时，空中调查技术开始广泛运用于东南亚史前考古遗址调查。
50年代末以后，东南亚各国纷纷脱离英、法独立。史前考古研究受到苏联和美国的影响，越南从苏联学习到苏维埃式的文化历史学方法。该方法更关注普通人群和社会的本源面貌，用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唯物主义法则来解释史前史，契合了越南希望通过强调早期文化成就及独立起源以增强国家和民族自豪感的需求，至今仍在越南考古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美国在泰国也建立起了“新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体系。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在考古学界掀起了对早期西方学者工作反思和批评的热潮，并尝试摧毁殖民时期构建的学术话语体系。
80年代以后，计算机技术开始广泛运用，使发掘开始步入“科技时代”。同时更强调地层学方法在发掘中的运用，更重视地层控制，强调对遗迹、遗物、包含物的细微观察。
总体而言，东南亚现代考古学萌芽于19世纪中期西方非考古学专业学者调查中的意外发现。到20世纪20年代，以英、法学者在其殖民地的工作为基础，法国远东学院对史前研究的关注和第一届远东史前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作为现代学科的史前考古学初步形成。二战使形成之中的史前考古学出现重大挫折，在战后的数十年中大部分国家的史前考古工作近乎停滞，60年代以后逐渐从战争中恢复，西方学者以合作者的身份再次回归大陆东南亚；80年代以后史前考古学在国际合作中得到恢复与发展，本土学者逐渐成长。
21世纪以来：本土学者反思与成长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介绍21世纪以来本土学者对东南亚史前考古的研究。
李英华：进入21世纪以来，东南亚大陆的国际合作高度繁荣，本土学者队伍也更加壮大，开始在相关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纵观东南亚大陆史前考古学史，本土学者和国际学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二者此消彼长也相辅相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本土学者的成长大多是从参与国际合作开始，而后在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中逐渐成熟。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形成了具有一定体系和规模的学者群以及在国际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和显示度的代表性学者，他们在随后的研究和实践中为本土研究争取到了更多话语权。
东南亚大陆国家的史前考古学史也是近现代复杂的国际关系历史的折射，这段历史实质上也反映了本土国家政权和国际社会力量在此区域的此消彼长，而跌宕起伏的区域政治变革和国家政权的加强也直接导致了本土学者对国际学者认知和态度的变化，这从本土学者对国际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不断反思和本土学者的持续成长中可见一斑。
本土学者最先反思的是“欧洲三期说”在东南亚史前考古上的适用性。从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就逐渐有学者提出欧洲三期说并不适用于东南亚史前史，东南亚有其独特性与特殊性所在，直接套用“欧洲三期说”会导致“水土不服”的问题。如缅甸学者昂泰、泰国学者波贾诺克·坎贾纳君通等尝试使用新的、区域化的术语取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等。20世纪末以来，随着东南亚大陆国家发展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思想、理论层面的活跃，对西方理论方法的反思也更多。
随着东南亚大陆国家和民族相继独立，为巩固新建立的国家和加强民族认同感，国家层面加强了对包括考古在内的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视。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本土学者参与或主导了本国的考古工作后，史前考古研究领域中便形成了对过去西方观点的否定，如对“传播论”的反思，取而代之的是寻找疆域内最早期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的证据，同时强调早期文化的本土起源与独立发展，以及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
长期以来，在东南亚考古研究尤其是农业起源、冶金起源等涉及更复杂文化交流的探讨中，学者们总是通过“北望”中国、“西望”印度来追溯东南亚史前文化的源头。但是今天东南亚的本土学者更愿意强调文化交流的双向性，以及给当地文化带来的多元性特质。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强调文化的本土起源与独立发展，而是更关注东南亚大陆国家在史前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平等地位，换句话说，他们更倾向于强调“文化交流”而非过去的“文化传播”，他们认为，史前文化的互动是双向、多重的，并非中国或印度文化单向传播至东南亚，东南亚史前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与塑造同样需要被重视。
随着东南亚本土学者群的逐渐壮大，本土与国际学者之间是否会存在冲突与失衡？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布贝克认为，本土学者与国际学者在史前研究上的兴趣是平衡与互补的，本土学者更关注各自国家内的文化研究，而国际学者更聚焦跨区域的人类起源、农业起源等相对宏观的话题，本土与国际学者之间的研究兴趣差异不会成为障碍，反而有利于合作。但当前“平衡”与“互补”是否会随着本土学者的壮大和兴趣导向的转变而发生变化？这一点还有待未来的观察。
总之，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东南亚史前考古学形成的历史性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但同时东南亚本土学者逐渐成熟壮大，使得当前东南亚史前考古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呈现出多元并包的局面。既有流行了一个多世纪并将持续发挥作用的文化历史学方法，亦有科学导向下不断发展的新考古学方法，以及新兴的关注社会与意识层面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方法，同时各种新兴技术也被应用到东南亚考古材料的研究中，以阐释各类遗存、重建史前社会。本土学者对外来的阐释模型、学说、理论不断反思与重构，强调本土文化的独立性与重要性，关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双向性与互动性，在强调本土文化认同感的同时也有意识地提高国际显示度。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和合作的广泛多元，更多国家参与到东南亚的史前考古研究之中，东南亚本土学者和国际学者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会继续发生变化，但是不同国家在大陆东南亚史前考古研究中的地位与布局如何变化和调整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对未来中国东南亚史前考古研究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结合您的研究，谈谈东南亚史前考古对中国“走出去”考古的启示。
李英华：东南亚大陆与我国山水相依、文脉相连，史前至今都生活着关联密切的文化与人群，并深刻影响了后来东南亚文化与文明的形成。回顾一个半世纪的大陆东南亚史前考古发展历程，中国考古学者在其中的研究明显缺乏甚至缺位。当前，从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倡议，到专业层面对外国考古研究的关注，赴外考古合作已经在充分筹备、广泛开展，“走出去”是大势所趋，“走进去”是时之所需。要实现真正有效的“走出去”考古，中国学者从东南亚史前考古学史中或许能获得一些启示。
未来中国“走出去”考古中需要注意，首先，充分尊重本土学者，以本土学者为依托，以学术研究为目标。其次，开展平等的合作，合作过程中需要本土学者实质性的参与和贡献，同时保障并逐步提高本土学者在学术成果传播中的显示度，并尽可能用中、英及东南亚本土语言同时发表研究成果。再次，要着眼于长远，开展可持续的、常态化的合作与学术交流，实现聚焦于一定领域内的持续深耕，培养在该领域内具有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学者群。
本网记者明海英、通讯员韦璇/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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