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考古是考古工作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资料获取手段。田野工作结束后的室内资料整理和多学科信息的系统化提取和整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发表和出版的简报和报告，既是研究者也是公众面对的第一手资料。如在学术史上占据开创地位的《良渚——杭县第二区发掘》《昂昂溪史前遗址》《辉县》《半坡》等，都是发掘者在发掘完毕后短时间内完成整理并发表的。

　　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重要遗址现场无存，发掘资料久久无法全面公布。历经日久岁深、人事变动，后来的报告整理者面对的只有遗物和发掘资料。在这种基础上开展资料的整理和编撰出版工作，无异于是在案头进行第二次艰苦“发掘”。实物与照片、文字等各项记录之间的相互抵牾只能依靠整理者的自我判断，回访当事人求证都已是不太现实的事情。

　　高去寻整理梁思永的遗稿即为典型的例子。自1958年始，高去寻耗费了近20年的时间，把梁思永留下的80余页草稿、15页表格和140页大小不一的草图，整理成八册、共计1100余页的考古巨著。而高去寻将自己的名字谦恭地列在辑补之列。“校订辑补师友的著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李济《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序）。

　　有的文物尚在甚至已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却因主事者的淡出、缺位和发掘资料的损坏、散佚，导致再无发表可能。这样的例子总是让人扼腕痛惜。对于各种简报、报告的使用者而言，阅读这些报告，从遗址平面图、遗迹平剖面图和遗物的线图及相关描述中，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料，归纳其中的蛛丝马迹，甚至看出资料中的问题所在，可视为第三重“发掘”。

　　这些来之不易甚至排除万难而来的成果为推进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鲜血液，也为进入高速发展期的博物馆事业提供了新机遇，是建设新馆舍、策划新展览的底层动力。考古学家张忠培、严文明先生再三言明考古报告的重要性，并将其提升到文化遗产的高度。博物馆使用广义的考古资源推出的展览，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的实践，是策展人的第三重“发掘”。

　　博物馆架起了考古学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博物馆从业者需要转化考古的学术语言为大众所理解，并以展览的方式呈现给观众。从不同角度策展的展览，对于徜徉其中的观众来说，正是考古资料的第四重“发掘”。观众可以从展板文字、设计形式及文物选择布置上，获得策展人意图呈现的观点。有兴趣进一步深究者还可以按图索骥，按照展览提供的扩展书目去阅读简报、报告和相关研究论著。观众正是从博物馆这个在功能上首先被定义为“收藏”的宝库中，以更大的自由度来获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愈加重视与展览相关的扩展阅读，在展板、导览手册和图录等载体上附上相关文献。所呼应的，正是在社会整体发展水平提高后，公众对于精神文化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更高要求。日新月异的考古发现，一步步延伸了中华文明的时间纵轴，扩大了广度和深度，并通过一个个展览，将这些考古成果推向社会大众。

　　从博物馆的三大功能定位来说，博物馆也是最主流、最重要的公共考古平台。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公共考古并不是让公众参与到考古发掘工作中，而是通过社会传媒、公共阅读等多种形式，让公众理解考古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考古本身并不是一个直接面向社会的行业，但适度的宣传有助于考古发掘的依法开展和推进，亦有助于社会对考古工作的理解和宽容。

　　苏秉琦先生在《如何让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1950）一文中说：“考古工作的‘战略部队’在博物馆。”以目前的形势而论，博物馆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即时调整，也难以较为全面地展示考古成果。由考古机构主导的考古博物馆兴起和考古人员作为策展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个问题的响应和补充。但不可忽视的是，展览并非单纯的文物本体和相关信息的考古展示，在内容转化和社会传播等领域也是有其专业要求的。无论展览从业者背景如何，都应该努力从“赏宝”跨越到展示“由物及人”的鲜活历史。

　　如何让公众在博物馆这个宝库中发掘到自己感兴趣的“宝物”，实现考古资源的第四次“发掘”，从而让公众能够回溯前三次“发掘”，是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达成引领、提升社会整体文化素养、增强历史自信和使命感的目标所必须秉持的工作理念。特别是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江下游社会复杂化及中原化进程研究”（20&ZD24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