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为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南。笔者想结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成果谈一谈对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特征的理解。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初步研究表明，中华文明历经各种挫折，最终走上了务实农桑、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至今，从未中断。中华文明起源于古国阶段（大致为中国考古学界所谓的仰韶时代），形成于邦国阶段（大致为中国考古学所谓的龙山时代），长足发展于王国阶段即夏商周三代时期，到帝国阶段（秦汉时期）逐步走向成熟。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历经了五千多年的历史，走到今天，连续不断传承下来的有一套核心思想体系，那就是以“德”为体，以经天纬地、文武之道为用，以礼制为纪。

　　商周时期的“德”字源自十字路口的方向标，而方向标借鉴于立表衍生出来。德的本意是率先垂范的标杆、模范。而目前考古发现的圭表测量仪器的实物，出土于陶寺遗址早中期王族墓地，如陶寺中期王墓IIM22出土漆木圭尺，陶寺早期贵族墓葬M2200出土木胎立表，用于观测正午时分，立表晷影在圭尺上的位置，以此判定地中，制定历法，甚至可以做天文大地测量。这表明，“德”的概念可能在陶寺文化当中便已形成，以物喻德，从立表衍生出来的陶寺都城十字路口上的路标，引申出来率先垂范的标杆模范之“德”意。

　　据考古调查与勘探，我们知道陶寺都城的中心十字路口，大约在今天我们设定的陶寺遗址中心控制点北侧的中梁沟岔口，因此，陶寺测日影的立表，衍生出都城中心十字路口的路标，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吕氏春秋》云：“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尧有欲谏之鼓”高诱注：“欲谏者，击其鼓也。《淮南·主术训》作‘尧置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高诱注：“书其过失以表木也。注‘以’字，《淮南》作‘于’。”高诱注说舜立诽谤木就是让百姓将意见写在“表木”上，指明了诽谤之木与木质立表的关联性。十字路口的方向标杆除了为路人指明方向之外，还可以在晴昼，让路人根据标杆阴影的移动位置，大致判断白昼的时间段，也即粗略的“日晷”。这一功能，天文测量仪器槷表单独使用，也可以实现。据此，冯时先生提出“以槷喻德的本质在于由时间引申出诚信思想”。笔者认为，首先是依据“互渗律”，将天文仪器槷表移植到十字路口作为方向标，从槷表的空间与时间测量的功能，转移至十字路口中的时间与空间的指示标杆，这才是“德”的本宜。路标是“德”的外在形式，“德”是其名号，诽谤木是其政治功能表象，而“德”的思想，我们可以回顾到其理论解说的原点《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克明俊德”起于“以亲九族”，终于“协和万邦”，体现出家国一体的理念。与人为善、团结互助方能“九族既睦”。和平共处，和而不同，融合发展，合作共赢，才能“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今天被人们高度认同的家国一体、与人为善、团结互助、和平共处、和而不同、融合发展、合作共赢等思想，与前人的思想一脉相承、相互衔接。

　　经天纬地就是“时空政治文明”，以陶寺文明模式为突出代表。具体来说，经天就是王权垄断太阳地平历、圭表测影太阳历、阴阳合历来控制年时，朔望月轮太阴历控制月时，用盘古沙漏控制昼夜时间，从而把握社会各种生活的时间命脉，成为科学软实力。纬地则包括王权制定长度基元，建中立极，辨正方位，阴阳八卦八方空间概念，天文大地测量，最终构建起政治地理五方的天下观——表里河山，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间命脉，成为王权中道的核心精髓。夏商周以降历代王朝，都格外重视时空政治文明的建设与维护，成为历代政治中科学技术含量最高的部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传统的时空政治文明的具体内涵已逐渐失能，但是，科学技术的理念却被继承下来，并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性与科学性。

　　文武之道包括陶寺模式“垂衣裳以来远人南面而治”、“豶豕之牙”的“上政”和合政治理念，以及“橐弓矢以伏天下”的“次政”理念，其核心思想就是“修兵不战”、“不战而屈人之兵”、“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些系统性的治国理政方略，成为今日中国治国理政的传统智慧源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初步澄清了中华文明的制度文明创新与传承的有机结合。通过都城制度、宫室制度、礼制建筑制度、府库制度、住宅等级制度、丧葬制度、礼乐制度、铜礼器制度、天文历法制度、度量衡制度、工官管理制度诸方面的分析，陶寺邦国在上述制度建设的集成与创新形成的比较系统的制度文明，全方位地奠定了后世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建设基础，并形成了一些中国文明当中制度文明传承的稳定基因。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的特殊载体，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唯一从古老原创文明沿用至今的“活文字”。探源研究成果显示，最初的汉字创制可追溯到距今4100-4000年前陶寺文化中期。例如，陶寺中期农官随葬的礼器骨耜上，契刻的“辰”即“农”之初字，其功能为官僚制度管理。而距今4000-3900年左右的陶寺晚期朱书陶文“文尧”二字，则显然包含了对帝尧文德的尊崇。陶寺文化的汉字使用了象形、指示、引申三种造字理论。此后的汉字不断发展，历经二里头夏文化晚期、二里岗商文化早期（参见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的文字符号与礼制文明》，《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6期），至殷墟甲骨文，成熟的汉字书写体系创制完成。然后汉字历经金文、大篆、小篆、汉隶、魏体、楷书、宋体沿用至今。汉字不仅承载了中华文明的文化核心信息，而且也成为中华文明不断传承、民族融合、国家统一、文化认同的强有力的纽带。

　　总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近年来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的礼制以仪式用器及其组合以及祭祀建筑遗迹为物化载体，肇端于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大汶口文化、庙底沟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地域文明中心，在龙山阶段，各邦国均探索形成自己的礼制，最终在夏商周时期的中原地区，整合成为以宗法制度为社会基础，以祖先崇拜为思想基础，以社会等级制度为框架，以炊爨饮食容器为载体，以庙、坛（有时包括冢）、殿为场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为规范制度，成为家族团结、民众团结、社会有序的基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礼制，不论祭祀礼仪还是世俗礼仪，都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不断发展变化和迭代，不变的内核是社会公序良俗、人伦孝悌观念。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延续到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当中，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