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北方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区域。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三种模式，分别为裂变、撞击与融合，而北方地区是三种模式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区域，并提出“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宁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Y’字形的文化带……它（指‘Y’字形文化带）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红山文化就是这一地区发展繁荣起来且与中原文明密切交往并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一、红山文化的重要发现

　　红山文化以大小凌河和西辽河流域为中心分布，其遗址广泛分布在现代行政区划上的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河北省北部，总面积20余万平方公里。为全面了解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和保存状况，“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计划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对红山文化遗址的普查，在了解遗址保存状况的基础上，形成对红山文化聚落分布及特征的宏观认识。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红山文化遗存可以分为居住类遗存、礼仪类遗存两种。

　　居住类遗存以西台遗址最具特征。在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的西台遗址发现了保存相对完好的两座长方形环壕，并发现了房址、灰坑、窑址等居住生活类相关遗迹。

　　礼仪类遗存则可根据组合方式的不同分为祭祀活动遗存、埋葬类遗存和混合型遗存，后者在同一遗址（区域内）可同时见到前两类遗存。

　　东山嘴遗址即为单纯的祭祀活动遗存，由北侧的方形建筑、南侧的圆形祭坛及二者之间的多个由竖立石柱组成的圆形石柱圈。

　　牛河梁遗址群是红山文化晚期最重要的礼仪类遗存，由多个遗址点构成，总面积近60平方公里。其中，第一地点是较为单纯的祭祀活动遗存。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是由9座大型台基址构成的台基建筑群。位于建平县北部的马鞍桥山遗址也发现了祭祀活动遗存，发现了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砌的土台，台上遗迹为出土陶器、石器的祭祀坑。

　　埋葬类遗存较为常见，如牛河梁遗址第三地点、第十六地点、胡头沟遗址等，具有祭祀功能，以墓葬类遗迹为主。

　　混合型遗存见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具有“祭天”功能的三重圆坛与墓地（积石冢）在同一地点共存。半拉山遗址、田家沟遗址中也可见“祭坛”或祭祀坑与墓葬，但严格来讲，墓葬与“祭坛”的年代略有先后，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混合型遗存。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作为单纯的祭祀活动遗存，其中发现了大量与祭祀礼仪活动相关的遗迹，如1号台基址、3号台基址发现的夹灰土的红烧土面，就是燎祭留下的遗迹。3号台基址燎祭遗存中还出土了胡桃、栎的碳化果核和焚烧过的玉料残件，为认识红山文化时期的祭天活动提供了重要证据。

　　3号台基上还发现了陶缸、陶盆（盖）、筒形罐、钵和圆陶片的相对固定的组合，推测可能与祭祀祖先（神）的祼礼有关。

　　第一地点还发现了只出土一件大型陶盆的圆坑、出土大量筒形器片的方形半地穴式建筑（N1J3“陶片窝”），这些则可能与祭地活动有关。

　　除了这些祭祀活动遗存之外，第一地点还发现了中空、无底的特殊造型陶器——塔形器，其中发现的兽面形残片较为特殊，也进一步彰显塔形器的非日常使用功能。

　　二、文献记载的古礼体系

　　《周礼》是中国古礼体系的集大成者，文献所记载的礼的特征可以总结概括为以下几点：

　　1.祭祀主体等级不同，祭祀场所规模不同

　　金鹗疏《周礼·春官·大宗伯》：

　　“祭地专于天子，而祭社下达于大夫士，至于庶人，亦得与祭。盖祭地是全载大地，社则有大小。天子大社，祭九州之土，王社祭畿内之土，诸侯国社祭国内之土，侯社祭籍田之土，与全载地异。又地有上中下，上为山岳，中为平原，下为川渎。社虽兼王土，而为农民祈报，当以平原谷土为主，是社与岳渎各分地之一体，与全载之地尤异，此社神与地神所以分也。”

　　《礼记·祭法》：

　　“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大夫立五庙、二坛……適士二庙一坛……官师一庙……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 又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2.祭祀对象不同，祭祀方式不同

　　《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记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桶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以貍沉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

　　《礼记集解》中讲道，“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以达之；地示在下，非瘗埋不足以达之。人鬼在天地之间，鬱鬯芬芳、其气从乎阳而上升，其质达乎阴而下润，故灌用鬱鬯，所以求诸上下之交也”。

　　3.祭祀对象等级不同，祭品种类、组合不同

　　《周礼·春官·肆师》讲：“肆师之职，掌立国祀之礼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栓。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以岁时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 周礼·天官·酒正》讲：“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尊。大祭三贰，中祭再贰，小祭一贰，皆有酌数。唯齐酒不贰，皆有器量。”

　　4.以玉礼器显示身份等级

　　《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玉做六瑞，以等邦国”“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均表现出了玉器作为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重要作用。

　　三、红山文化礼仪活动与古礼的对应

　　虽然红山文化延续发展的时期尚无文献记载，而红山文化所显示的祭祀礼仪活动的特征却与文献记载的古礼体系基本一致。

　　在红山文化中已经出现了礼仪活动场所的分级。牛河梁遗址群与东山嘴遗址群在礼仪活动设施及祭祀活动多样性上的差异，为红山文化时期这一原则的集中体现。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的礼仪活动中心，东山嘴遗址则略次之，半拉山、田家沟等遗址中虽也有祭祀礼仪活动场所，等级则再次之。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所见的祭天（燎祭）、祭地（瘗埋）、祭祖先（祼礼）的不同祭祀方式表明，在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较为完备的对天、地、人（祖先）的祭祀体系。

　　红山文化中以玉器作为最主要的随葬品及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从玉器的规格、组合方式来看，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等级规范。玉已经成为红山社会划分等级的重要器类，起到了“以等邦国”的作用。

　　四、古礼的性质与来源

　　研究显示，礼是具有强烈的社会整合和政治功能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管理体系，周代成熟的礼制是对史前时期就已经出现并流行的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强化和规范。

　　关于这一问题，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已得出认识。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礼记·礼器》中说：“礼也者，反本循古，不忘其初者也。”

　　我国现代历史学家杨宽也说“‘礼’的起源很早，远在原始氏族公社中，人们已经惯于把重要行动加上特殊的礼仪。……西周时代贵族所推行的‘周礼’，是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的，许多具体的礼文、仪式都是从周族氏族制末期的礼仪变化出来的”。

　　五、红山文化的当代意义

　　红山文化所展示的特征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贡献了重要的精神内核。

　　1.突出的连续性

　　红山文化继承了辽西地区自兴隆洼文化以来的文化传统，是辽西考古学文化的连续发展。同时，天神、地示、人鬼的古代宗教体系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以玉明礼、以玉比德的玉礼制、玉文化后期甚至扩展至整个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

　　2.突出的创新性

　　不晚于距今5500年，完成了中国史前时代第一次制度创新。以祭祀礼仪、玉礼器使用为核心，形成了整合红山社会的制度。

　　3.突出的统一性

　　社会上层礼制基于等级的一致性，形成了统一的红山社会。

　　4.突出的包容性

　　一方面，红山文化中出现了同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因素，这些因素最终融入到红山文化之中。另一方面，红山社会在保持社会上层礼制的统一基础上，每个不同地区都有自身特点，保持了多样性。

　　5.突出的和平性

　　在与同时代周边和远程考古学文化的交往中，没有发现相互征伐的现象，显示了文化间互动的和平性，是社会上层远程交流网络的重要参与者。

　　红山文化的形成、发展、繁盛及其核心特质充分说明：

　　我们需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我们需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我们需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