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中，考古学是最令人神往的不断推陈出新的学科之一。推动考古学认识不断修正、强化和更新的主要因素，除了既有材料的整理研究、新的自然科学技术的引入运用等原因外，地下出土新材料所揭示的新的历史信息，更是考古学科发展的重要动能。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仅就中国三代考古而言，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西周提前到商代晚期；郑州二里岗商城的考古发现，更将商王朝物质文化上溯到商代前期；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则将传说中的夏王朝逐渐历史化，提出了考古学的夏文化问题。正由于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性，考古学科专门有埋藏学、田野考古学、考古技术与方法等学科分支，考古学家也一直强调不做沙发上的考古学家，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科的立足之本。

　　考古学在公众心目中也一直都有神秘色彩，每一次重要的考古新发现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想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例如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埋藏坑的发现，不仅彻底改写了学术界对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化的认知，也使得三星堆从学术界的象牙塔中走了出来，成为国内外公众共同关注的热点。许多公众不远千里到三星堆遗址参观学习，还有一些观众发网文、写文章，甚至出书，发表自己对三星堆考古发现及其历史的看法。为了满足社会公众对于考古新发现准确认知的诉求，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与相关部门推出了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

　　众所周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开始于1990年，但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20年间，我国正处在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阶段，大量建设工地都有掩埋在地下的古遗址和古墓葬需要考古人员处理，再加上当时规模空前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相继开展，全国考古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考古专业的考古人员都忙于应付建设工程中的考古项目，主动性的考古项目很少。在那一时期，历史文化没有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建设过程中的考古发现的发掘研究工作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制约，考古项目的计划性、规范性、完整性和系统性往往不高，因而全国每年的考古项目虽多，具有代表性和典范性的项目却有限，以至于有一年提名参评十大考古发现的项目甚至没有达到评选的数量要求。

　　随着国家经济的腾飞，国家对考古和文物保护投入的增加，以及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主动性考古项目迅速增多，每年参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逐渐增多，评选要求日渐严格，评选规则更加规范，获选项目的价值和意义也水涨船高。以2021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而言，旧石器时代的四川稻城县皮洛遗址已经高居海拔3800米的高原上，遗址规模大，延续时间长，文化面貌多样，对追溯东亚远古人类的迁徙和南北关系，对探讨早期人类征服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新石器时代的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从村落到环濠聚落再到城邑的连续演化过程，一圈内城三重环濠的石家河文化城址，仓储区海量的谷糠堆积，以及保存了带状木构屋基和木柱的大型建筑，是长江中游基于稻作农业的区域邑聚演进的范例。商周时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区的埋藏坑，是继1986年两个埋藏坑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新的发现完善了三星堆埋藏坑的体系，为全面准确认识该遗存奠定了基础，如果坑内的埋藏物全面修复，可以复原三星堆神庙陈设和宗教空间，为认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提供了新的信息。至于汉唐时期的甘肃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发现和确认了以慕容智墓为代表的唐代早期吐谷浑王族的三处墓地，尤其是慕容智墓保存完好的丝绸衣衾、殓葬器具、随葬物品和墓志等物，从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揭示了吐谷浑逐渐融入中华多元一体文明体系的历史进程。

　　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征程，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征程成就辉煌。在新时代的宏阔征程上，中国考古学人在党的亲切关怀和精神指引下，在承继学界前辈的优良精神品质、学术传统、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已然踏上了迈向第二个百年的康庄大道。新时代的考古人将向着“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目标砥砺前行，不断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不断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祝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