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首先发现了孔雀河烽燧群。1914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较为详细调查了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九座烽燧，相关资料发表于《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疆文物工作者又多次对孔雀河烽燧群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考古新发现。

　　一、完整展现了唐代烽燧遗存全貌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地处孔雀河北岸的一处大型红柳沙堆上，古环境研究成果表明，沙堆是在罗布泊东北季风影响下形成的，最后形成时间约为魏晋时期。红柳沙堆为此处最大的一处沙丘，呈椭圆形，上小下大，下底东西长约60米，南北最宽35米，高9.8米。这一烽燧修筑地点的选择，是由烽燧瞭望预警、传递信号的功能和性质所决定，它靠近孔雀河河岸，临近水源，符合历朝修筑军事防御设施布局特征。烽燧修筑于一处红柳沙堆上，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道路、水塘、木栅栏、灰堆等遗迹12处等建筑遗存共同构成的一处军事设施，完整地向世人展现了唐代边防烽燧的基本格局与布置。

　　其中，烽燧修筑于沙堆顶部东侧，平面呈方形，立面呈梯形。烽燧下底边长9.4米，现残高约5.6米，建筑方式经考古工作者细心揭露可知，烽燧由三层或四层土坯夹一层芦苇草，中部夹放胡杨栣木垒砌而成；在沙堆顶部西侧的黄土中，采用“减地法”掏挖修筑有三间房屋，建筑面积80平方米。房屋内还发现有凉炕、灶、柱洞等遗迹，墙体内壁局部还残存有草拌泥皮和白灰墙面。在沙堆南侧分布有土埂、踏步、木栅栏、水塘等遗迹，水塘边缘规整，中部深，边缘浅，塘内淤泥层明显，水塘现水位距离地表近6米，从淤泥层剖面观察，现在地下水位较唐代下降了近1米。水塘的发现，也解决了戍守将士、牲畜饮水的谜题。在沙堆四周发现了6处灰堆，灰堆多依靠沙堆边缘斜坡呈倾斜状堆积，有的灰堆为各类生活垃圾的堆积，其中第5号灰堆为烽燧风蚀坍塌后，烽燧顶部“突灶”遗迹垮塌后形成的堆积。倒塌堆积中还发现未燃烧殆尽的“积薪”，主要为芦苇束、红柳枝等。

　　二、出土大量唐代珍贵文书

　　此处烽燧遗址地处罗布荒漠，虽已历经千年，但几乎完整地保存着废弃时的模样。在被风沙包裹的灰堆中，已累计清理发掘出土各类遗物1400余件（组），遗物种类丰富，均为戍边将士日常生活、工作实用器物残件，质地有陶、铜、铁、木（漆）、石、骨、角、纸、皮、草、纺织品等，其中尤其以出土的一批纸质文书、木简等价值极其珍贵。

　　遗址中出土纸文书、木简876件，是近年国内烽燧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文书内容丰富，诸多方面均为考古新发现。出土文书显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焉耆镇下属军事预警设施，在唐代被称为“沙堆烽”，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治所，属于焉耆镇东境军事防线——“楼兰路”上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新发现榆林镇、通海镇、麻泽镇、掩耳守捉、焉耆守捉、沙堆烽、临河烽、马铺烽、横岭烽、悭泉谷铺、猪泉谷铺、蘇累铺等军事设施机构及楼兰路、麻泽贼路、焉耆路等新的防御线路，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

　　除军事文书之外，遗址中还发现有大量的书信、文学作品和传统典籍。根据中央颁布的勋告文书，可知戍守将士主要来自中原内地的沙州、河州、洛州、汝州、豳州等地，西域与中原相隔万里之遥，这些书信成为将士们与家人联系的纽带，让人真切体会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人情怀。

　　三、唐代经略西域的历史见证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中出土各类遗物均为典型唐代器物；出土文书、木简带有明确的纪年，已发现有“先天”“开元”“天宝”等年号；同时出土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标本；烽燧本体、灰堆等遗迹中采集的八件碳十四标本，在不同实验室进行了检测分析，测试结果均为公元700年前后。

　　文献记载表明，七世纪中叶，吐蕃与唐王朝在青海地区展开长期的拉锯战，并多次占据了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石城镇（若羌县）、播仙镇（且末县）一带。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既为防治吐蕃北上侵袭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而在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通过地层堆积、出土遗物、碳十四测年数据，结合历史文献，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初步认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修筑时间约为长寿元年（692）年后不久，在贞元六年（790）前后废弃，大致沿用了近100年时间。

　　唐代对西域的经营，不但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巩固了唐代边防，也为汉以来所凿通的“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保障，维护了东西方的内陆交通。从唐代初年开始，唐王朝便陆续在西域设置都护府和军、镇、戍、守捉、堡、烽堠等一系列不同级别的军事建置，配置以兵力驻守。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就是其中最为基层的一处烽堠遗址，它首次完整地揭露了唐代边疆烽燧遗址的全貌，出土了大量戍边将士日常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尤其是还发现了大量唐代纸文书和木简，形象地再现了唐代边防的诸多细节，是唐代经略西域的重要历史见证，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也为研究唐蕃关系以及唐代经略西域的发展进程增添了新的史料，堪称近年来中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又一项重大发现，意义十分深远。

　　（本文资料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胡兴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