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公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据陕西省文物局汉唐网统计，该消息发布后，新闻迅速扩散登顶微博热搜榜第一，相关话题热搜总阅读量在短短三天之内高达8.7亿人次，引发现象级传播，这在考古类新闻传播中绝无仅有。这种现象级传播不仅表明了江村大墓考古工作在西汉帝陵考古研究方面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认知的深度和高度显著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社会层面的热度不断升温。

　　从考古学层面来讲，现代考古学在百年前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五千年来不曾断裂的文明及内涵丰富的文化遗产的特色，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及研究深度，寻踪探源、证经补史，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尤其是1950年代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考古学的中国学派。西汉帝陵及江村大墓（霸陵）的考古工作则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典型缩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霸陵的考古工作基本是在参照文献的前提下，对陵区已知遗存的散点式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由点及面系统的研究已卓有成效，然而我们对霸陵在白鹿原凤凰嘴下的有关文献记载依旧无从发疑。本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及科技水平的提高，持续深入开展田野考古工作更具可能，尤其是“十一五”以来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考古工作，不仅细化了考古工作的学术目标，同时也明确了考古工作对当下社会的作用及意义。对“凤凰嘴”、江村大墓以及霸陵陵区的全面调查及勘探，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通过此次工作，我们找到了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的考古学证据：凤凰嘴没有任何陵墓类遗存、江村大墓的形制及规模为帝王级别、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同处于一个大陵园符合西汉帝陵“帝后同茔异穴”的葬制、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多枚官印表明这些外藏坑是当时中央官署机构在地下的象征。这些证据的基础，是对以往西汉帝陵考古成果认真梳理及深入研究所得出规律的印证。

　　今天我们对江村大墓（霸陵）的认知，无疑是几代考古人持续接力的结果，也是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这一过程也折射出我国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轨迹。

　　西汉第三任皇帝汉文帝刘恒，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仁政明君之一，《史记》记载文帝时期，“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他也是唯一被列为二十四孝的古代帝王，在民间有着广泛的流传度，可谓妇孺皆知。他在位期间推行的一系列仁政措施，充分体现了其本人以上率下、躬修节俭、抚恤孤寡、心系苍生、广开言路、任人唯才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

　　汉文帝的仁政孝道、节俭薄葬、以民为本、轻徭薄赋，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人们所热议和推崇。另外，汉文帝的霸陵历来被作为西汉帝陵的一个特例、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因山为陵”制度的开创案例。江村大墓的考古成果，不仅否定了这一“常识”，同时对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研究成果做出了修正及弥补。这也是汉文帝霸陵的考古工作备受公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并从人员配备、工作经费、政策法规等多个渠道加大支持。公众考古活动及研究也渐具规模，对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及法规的宣传更为全面深入。江村大墓考古成果的现象级传播正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关注热点也从以前的猎奇、探宝、野史传闻等有了极大的转变。本次考古成果发布后的热议话题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以近乎专业的措辞去讨论江村大墓如何去保护、本次外藏坑的发掘成果将如何向公众展示、后续会不会建设博物馆或考古遗址公园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随着近年来公众考古的大力普及，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方面有了质的变化，已具备了基本的正向观点。

　　在江村大墓外藏坑发掘开始之时，关于江村大墓的墓主问题就已在公众层面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讨论。因此，在没有拿出充分的、严密的考古学证据之前，阶段性的工作成果并不适宜对外发布。不过，在各级文物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部分主流媒体从发掘伊始便介入，对工作全过程进行跟拍，为后续的报道积累素材。在考古成果未经专家论证、消息未正式发布之前，媒体人严格遵守文物部门的发布要求、尊重考古工作的规范进程及考古研究结论的判定步骤，充分体现了媒体人极高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养。这也为考古成果发布宣传与媒体协同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总之，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以及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考古学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体现在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日益紧密，增强了研究的深度及广度；考古学成果对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城乡发展规划的编制、对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意识等积累了科学翔实的基础资料。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工作者与考古工作者的紧密协作，必将使公众了解考古的渠道空前增加，也能极大地推动地方政府将考古成果惠及民众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