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苏州城的朋友，一定会被其独特的八门之制所吸引，而在八门之中有一个用动物来命名的城门——“蛇门”尤为引人瞩目。相传此门的设计与春秋名将伍子胥有关，据东汉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当年吴王阖闾欲霸天下，所以“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欲东并大越，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蛇门位于苏州城的东南，按古代的天干地支生肖来看，越国在十二地支中对应的是“巳”位，对应的生肖是蛇，而吴国对应的地支则是“辰”位，生肖是龙，伍子胥建此门的寓意又十分明显：让越国永远臣服于吴国。

　　历经数千年的风霜，如今矗立在苏州城的蛇门是否仍为伍子胥当年所建早已不可考，但越人对蛇的喜爱却得到了大量考古材料的证实。2003年，考古工作者对江苏省无锡市鸿山东周越国贵族土墩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了7座属于战国早期的越国贵族墓，共计出土了2000余件随葬器，其中有大量器物饰有蛇，诸如琉璃釉盘蛇玲珑球以及钟、镈、铎等青瓷乐器上的大量蛇纹。

　　前龙山时代的蛇

　　长江流域下游先民对蛇的喜爱由来已久，最早甚至可追溯至良渚文化时期（距今约5300—4300年），该文化中出土了不少黑皮陶礼器，器表刻有蜷曲状纹饰，如福泉山出土的刻纹陶鼎（M65:90），器身器盖均遍布蜷曲纹饰。韩鼎通过对卞山陶豆残片的纹饰细节分析，推测此类纹饰的原型应为蛇纹。而良渚文化中发现的蛇纹也并非孤例，1997年浙江海盐龙潭港出土了一件良渚文化晚期的带流宽把杯，器身亦刻画有两只蛇形动物，其身躯作长条形，双目圆睁，口中有锯齿状的利齿，尾巴为弯钩状，环绕器身一周。

　　此外，考古学家在略早于良渚文化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等考古学文化中同样也发现了与蛇相关的器物。以红山文化的代表器玉猪龙为例，关于其原型，或以为是昆虫幼体，或以为是胚胎，或以为是蛇。如果说玉猪龙原型是否为蛇尚有争议的话，那么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则确凿无疑地发现了蛇。陕西西安南殿村曾出土一件红陶贴塑蛇纹罐，有两条浮雕蛇纹盘绕罐体而上，两蛇头露出罐口内沿，相向对视。这件器物泥质细腻、制作精良，很显然并不是日常用具，极有可能是先民祭祀用的礼器。

　　总之，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发现的与蛇相关的器物极为稀少，且分布星散。而发现蛇骨的考古遗址更少，仅有紫荆遗址一处，该遗址年代距今约7900—4200年，遗址中的蛇骨经过鉴定，属于爬行纲、有鳞目、蛇亚目、游蛇科。袁靖先生认为，考古遗址中很少发现蛇骨的原因，应该与考古遗址中很少发现鼠骨是同样的原因，即早先考古过程中没有开展水洗筛选工作，因而丢失了这些遗骨。

　　龙山时代至商周时期的蛇

　　进入龙山时代以后，与蛇相关的器物开始大量出现，并被赋予了至高的宗教与政治地位。传为尧都的陶寺古城（距今约4300—3900年）早期有四座大型墓葬（M2001、M3072、M3073、M3016）各出土一件“彩绘龙纹陶盘”，由于此类陶盘与高规格墓葬密切对应，表明陶盘所刻画的“龙”应是至高政治权力的象征。盘中龙并无脚爪，看起来更接近蛇，其口中所含之物有学者认为是对蛇信子的夸张表现。朱乃诚曾提出，陶寺文化所见彩绘龙盘，其龙蛇形象当源自良渚文化。与此同时，在黄河上游的河套地区出现了与陶寺文化几乎同时的石峁文化，考古工作者在该文化中同样发现了与蛇相关的器物。在石峁古城的皇城台基址，发现了多件蛇纹石雕，如8号、16号、37号，只不过这些石雕在城墙的位置并不耀眼，稍显随意。但考虑到学者们多认为皇城台是石峁古城的核心区，是王的居所，由此可推测蛇在石峁先民的精神信仰中同样具有至高的地位。

　　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饰蛇纹的器物开始大量集中出现，在器型上有透底器、大陶盆、绿松石铜牌饰、绿松石龙形器等，在形象上除一般蛇纹外，还出现了双头蛇、双身蛇以及与龟、鱼组合出现的蛇等。如一件透底器的陶片上就出现了双身蛇，蛇头为圆润的三角形，眼睛为“臣”字形，嘴巴突出，颈部以下向左右分出双身。曹竣推测，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与蛇相关的器物是良渚文化时期蛇崇拜及其信仰体系传入中原地区的表现。韩鼎则认为二里头文物上的蛇或为自然界中的尖吻蝮，即人尽皆知闻之色变的五步蛇。蛇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同样具有至高的神圣地位，且更具深远影响的是以五步蛇为核心建构了三代龙纹的基础形式。

　　商代之后，甲骨文的问世使得我们对商人的精神信仰有了更为直观真实的了解。蛇在甲骨文中作“它”，是典型的象形文字，尤其是三角形的圆蛇头，蜿蜒扭曲的蛇身，错落的菱形蛇纹，跨越三千多年依然为我们精准地传递了蛇的形态。据《韩非子·五蠹篇》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故许慎《说文解字》言：“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凡它之属皆从它。蛇，它或从虫。”袁靖认为，这些文字反映了两个信息：一是古时蛇的数量不少；二是可能因为蛇无足却能行走，而且毒蛇还能毒死人，所以古人十分畏惧蛇，见面问候语都是是否有看到蛇。

　　这种对蛇由畏生敬的心理在具体的器物上显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在各种高规格材质的载体上都不乏蛇的形象，诸如青铜器、骨器、玉器、镶嵌绿松石器、漆器、象牙器等，这一切无不彰显着蛇在商代信仰观念中的重要性。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蛇为例，此蛇蛇身修长，和真正的小蛇差不多，蛇身分三段式铸件，中间以铆嵌的方式连接，头部略微昂起，嘴微张，蛇尾上卷。更令人称奇的是蛇身居然多出了两个刀羽状的翅膀，学者们多认为此蛇或为巫师布阵施法的神兽，很可能是古蜀人眼中通灵或通神的器物。

　　西周时期，蛇被更广泛地装饰于不同材质、不同形制的器物之上，尤以青铜器上最为丰富多样。蛇纹作为三代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几类写实动物纹饰之一，还广泛出现在中原之外的青铜文化之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周时期华夏大地走向“一体”的发展趋势。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无论是器物数量、材质抑或等级，蛇纹都具有绝对优势，此时的蛇似乎被赋予了某种至高的宗教与政治地位。进入商周之后，随着大量动物、植物乃至几何等纹饰的涌现，蛇纹虽然更广泛装饰于不同材质、不同形制的器物之上，但与其他纹饰相比似乎并不具有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显赫地位。

　　东周之后的蛇

　　进入东周之后，蛇纹在北方器物上出现的越来越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蛇纹在南方依旧盛行，甚至更加灵巧跃动多变，究其原因或为南方湿热多蛇，从而给了古人充分观察的机会，唐柳宗元《捕蛇者说》即为最好例证。

　　除了前文提及的越国人喜爱蛇之外，楚国人同样对蛇痴迷。现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蛇座凤鸟漆木鼓架，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长沙，通高132厘米，鼓座的两侧各有孔洞，分别插有一只呈站立状的长颈长腿凤鸟，鼓座则为两条缠绕匍匐着的大蛇，齐头并进，目视远方，而鸟踏蛇的主题在楚视觉文化中很常见。考古学家经科学检测发现，鼓座在制作之时，匠人先在器身上涂黑漆，之后再以红、黄及蓝或绿色绘出多种图案。千年的岁月流逝，器物上的颜色早已暗淡或褪去，但是这种色彩上的强烈对比仍能让人想象两千年前此物的惊艳。

　　稍后的滇文化中同样出土了大量蕴含着蛇元素的器物，古滇人怀着“畏蛇不如敬蛇”的想法，试图通过崇拜蛇来获得蛇神的庇佑，以石寨山和李家山古墓群为例。石寨山目前至少出土了涉及蛇元素的器物百余件，其中最著名的是一枚黄金制成的“滇王之印”，此印钮部是一条盘成两圈的蛇。据李零考证，此印应为汉武帝设益州郡时所赐。

　　古人这种对蛇由畏生敬的复杂心态在古文献中同样有据可查。王仁湘考证古文献，认为除了伏羲和女娲，其他三皇五帝，直到大禹，也几乎都是人首蛇身的模样。闻一多曾对这一现象做过精辟的阐释，他认为华夏民族的图腾是龙，而龙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都是蛇。一开始人是以蛇作为自己的祖先，极力把自己装扮得像蛇，这是“人的拟兽化”。但无论如何装扮，都只能做到人首蛇身、半人半兽的地步，而不是全然的蛇。但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进步了，于是他们开始把始祖的形象设置成人首蛇身，这叫“兽的拟人化”。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过去模仿断发文身以像蛇的习俗被废弃，连记忆也淡薄了，于是始祖的模样就变作全人形了。简而言之，即随着人类征服大自然能力的提升，人类对蛇有了一定程度的“祛魅”，故而在东周以后，蛇的神圣性逐步降低，特别是当龙这种超现实的神物出现并和帝王产生捆绑后，蛇便慢慢从高位退下，走向凡尘。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