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冶铁技术史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我最为重视的冶金考古研究领域，其中感受最深的是河南古代冶铁技术研究历史厚重、成果丰硕，因此当我收到姚智辉教授的《河南冶铁技术发展史研究》书稿之后，就认真学习、消化并深入思考本书价值，现说几点体会，与大家共勉。

　　我一直关注河南冶铁技术发展史研究。1995至2001年在北京科技大学读书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河南古代冶铁技术史研究文献资料，结识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京华和刘海旺先生，已被河南铁冶金考古的巨大成就折服，当时我已有与河南考古同仁开展合作研究的决心。记得2000年秋冬时节，刘海旺先生负责发掘鲁山望城岗冶铁遗址，我主动到发掘工地学习，并采集部分样品进行检测分析，收获颇丰。以此为契机，并在李京华、刘海旺等先生的支持下，我在河南参与了不少冶铁遗址调查和发掘、出土冶铸遗物的整理和铁器检测分析工作，因此对河南古代冶铁技术的发展历程有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认识，也在不断思考应从何处做出突破。

　　河南冶铁技术发展史研究的开展与突出成就离不开李京华先生的卓越贡献。李先生长期致力于冶金考古研究，除主持或参与多项青铜冶铸遗址田野考古工作之外，还主持或参与了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西平县酒店冶铁遗址、巩义铁生汉代冶铁遗址、鹤壁鹿楼冶铁遗址、鲁山望城岗汉代冶铁遗址、渑池铁器窖藏遗址、山西夏县安邑“东三”冶铁遗址等钢铁生产类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整理工作，形成的《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汉代叠铸》《南阳瓦房庄》《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等学术论著堪称古代钢铁技术研究经典，这些研究奠定了论述河南古代钢铁技术发展史的考古基础。

　　李京华先生在从事高水平冶金考古研究的同时，不断培养、帮助年轻考古人从事冶金考古研究，不断呼吁考古界重视冶金考古工作。如他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点培养刘海旺等进行冶金考古研究，构建研究团队；曾给时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的李伯谦教授写信，建议北大考古重视冶金考古并开设相关课程。2003年12月，我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任教，也许是对李先生建议的积极回应。这些年，我在《冶金考古》课程上每次讲授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发展史时我都会强调，河南是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中心，河南古代的钢铁技术，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发展的缩影，一部河南冶铁史、半部中国冶铁史。这是因为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河南发现、发掘了中国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冶铁遗址，关于冶铁遗物检测分析和铁器制作工艺研究最成体系，基本构建了中国古代钢铁技术谱系，在冶铁遗址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河南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我告诉同学们，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虽不能否定河南具有丰富的冶铁遗址资源、具备必要的研究条件，但更关键的在于李先生的长期不懈努力，这是他积极组织冶铁遗址考古调查、发掘和综合研究，积极推动冶铁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积极宣传河南和中国冶铁技术史研究成果的结果。李京华先生由此也获得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誉，其中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11分册《钢铁冶金》一书中，作者华道安在卷首写着“献给李京华先生……”。

　　通读《河南冶铁技术发展史研究》可以发现，该书聚焦河南冶铁历史遗存，从管理政策、冶铁业态、生产模式、技术发展等角度，对河南冶铁发展史进行梳理与写作，内容包括冶金史研究方法、资源分布、冶铁技术起源、战国—魏晋时期冶铁遗址与铁器分析、燃料与鼓风技术，古代冶铁遗址的当代阐释等，全景展示、系统揭示了河南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历程、各类价值及其现代意义，对更好认识河南古代手工业史，更好挖掘河南文化底蕴，更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意义重大。特别是本书能够抓住关键问题、做好基础研究、树立精品意识，做到“今、古、人、事、物、书”相统一，是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工作的优秀成果，并且通过河南讲述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发明创造体系，立意更加深远。关于本书特点，我想从以下四点进行介绍。

　　首先，本书对河南冶铁技术史的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细致梳理与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对未来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关于中国冶铁技术史的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了，当时主要通过历史文献研究冶铁技术起源时间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代就有冶铁遗址考古发掘和铁器制作工艺研究成果，随着现代科技被不断引入冶铁史研究，到1980年代初，基本构建出中国古代钢铁技术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更加注重冶铁技术的起源、发展和传播问题，充分运用“操作链”和“运营链”理论及空间信息技术等手段，取得一些示范性成果；更加重视从冶金原理角度探讨铁器材质和冶炼技术的判定标准，特别是在炒钢工艺判定标准的建立方面有重大进展。在山东章丘东平陵、陕西杨陵邰城、河南鲁山望城岗和福建安溪下草埔等冶铁遗址的发掘及多学科合作研究，展现了冶金考古与田野考古交融的新方法与新理念。本书对以上中国铁冶金考古研究成果和研究取向进行了深入、系统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河南巩义铁生沟、南阳瓦房庄、郑州古荥、鲁山望城岗等冶铁遗址的发掘及研究成果的全面系统梳理与分析，着力构建从西周到明清时期河南地区古代铁器和冶铁业发展历程，对未来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充分展示了作者的研究功力。

　　其次，本书重点讨论了冶铁技术起源问题，特别是关于从块炼铁冶炼到生铁冶炼技术转变原因的讨论尤为精彩。研究发现，新疆早在距今5000年左右就利用陨铁制成铁器，与中亚地区联系密切，中原最早的陨铁制品是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墓地出土的铁刃铜钺；甘肃陈旗磨沟距今3300年左右寺洼文化墓地出土了目前中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块炼铁）制品，但块炼铁制品在新疆迟到公元前10世纪开始、在中原地区大致在公元前8世纪，才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在豫陕晋交界地带的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和山西曲沃天马曲村遗址，集中出土了一批春秋前期两周之际的陨铁、块炼铁和生铁制品，其生铁是迄今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生铁冶炼技术是在块炼铁技术的刺激下，基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结合中原地区已有的制陶、铸铜技术传统，率先在晋陕豫交界地带发明，并逐步发展演变出具有中原独特“华夏风格”的生铁冶炼和生铁制钢技术体系。但是关于如何从块炼铁冶炼转变到生铁冶炼技术体系，以往研究并不深入，本书尝试从块炼铁冶炼技术传播的时空背景、思想观念以及技术因素等方面进行综合讨论，颇有新意，值得关注。

　　第三，本书系统介绍了冶铁设施、耐火材料以及块炼铁遗存的最新研究成果。李京华、刘云彩、韩汝玢等前辈曾聚焦冶炼设施，通过总结文献和考察重点遗址，指出古代冶铁竖炉起源于冶铜炉，复原了冶铁竖炉、炒钢炉和退火窑结构，初步总结了冶铁竖炉的演变模式。近年来，有学者在系统整理炼炉遗存资料的基础上，将古代冶铁竖炉分为“六型九式”，并从鼓风技术变革的视角探讨了冶铁竖炉演进的驱动因素；以竖炉炉壁为研究对象，综合文献梳理、田野调查和实验室分析结果，将制铁炉壁分为粘土质、砂质、砂泥质和石质等材质，并描绘出炉壁材料随时代变化的清晰发展脉络。值得重视的是，关于块炼铁遗址的发现、确认与保护工作，成为近年来铁冶金考古重大收获之一。黄全胜等从冶铁遗址的田野调查入手，在广西贵港发掘出“碗式”炼炉，利用炉渣分析的方法，确认汉代至六朝时期的块炼铁冶炼遗址，属国内首次。李映福认为这种“碗式”炼炉的起源与世界其他地区“碗式”炼炉的起源途径相同，是西亚地区“碗式”炼炉对外扩散的结果，其传播线路是沿印度洋经由西亚、南亚、东南亚传入。在福建安溪下草埔、湖北大冶等地也发现宋元至清代的块炼铁遗存，说明块炼铁与生铁冶炼两种技术长期并存，因社会环境、资源禀赋等差异呈现不同的技术选择面貌。本书对这些研究成果均进行了充分阐述，并系统介绍了河南发现的战国秦汉至明清时期数十处铁矿开采和冶铁遗址的研究情况，深入分析了这些遗址所反映的炉形结构、鼓风设施、燃料使用的发展演变过程，充分阐释了河南古代冶铁业态格局与模式、完整的钢铁技术体系建立以及辐射四方的影响力，并创造性地指出冶铁遗址分布的范围、规模、技术水平和数量，是衡量冶铁业水平和铁器推广程度的重要标志。这些成果，进一步凸显河南在中国冶铁技术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第四，本书对古代冶铁遗址的当代价值与保护利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工作思路。中国古代从陨铁、块炼铁到生铁冶炼的技术演变轨迹，准确展示了冶铁技术从西北到中原地区不断进步的发展历程，进一步说明了中原地区的创造力。即中原地区一方面接受了陨铁制作和相对原始的块炼铁冶炼技术的同时，另一方面则在将其与本区域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传统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以生铁为基础的钢铁技术体系，并向周边地区传播，对秦汉帝国的建立和东亚地区的文明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体现了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创新性的特点。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创新与包容，体现在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而河南在中国古代冶金史上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和代表王权的青铜钺，发掘了紧邻宫城的青铜器铸造作坊，可以认为是河南地区的先民在接受外来青铜冶铸技术之后完成了技术本土化转化过程。以二里头遗址青铜容器群为代表，是冶金技术第一次本土化过程，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的铸铜作坊所反映的铸造技术水平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生铁冶炼和利用生铁制钢技术是中国冶金技术第二次本土化，河南又是非常重要的完成之地之一。在郑州古荥和巩义、南阳、鲁山、泌阳等地发现的汉代特大型炼铁高炉，这些冶铁遗址技术水平在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当然也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

　　但正如本书所指出的，冶铁遗址原址保护的难度较大，小型矿冶遗址的阐释空白较多，阐释方式千篇一律，风格雷同，因此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近年来，考古遗址公园各种类型的博物馆成为文化旅游的热点，其中郑州古荥冶铁遗址博物馆、舞钢中国冶铁文化博物馆的建成，是河南冶铁技术研究成果进行文化产品转化的优秀案例。河南冶铁遗址充分代表了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创新，深刻反映了技术推动社会变革的规律，具有强烈的突出普遍价值，趁此机会，我强烈呼吁，今后应系统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冶铁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综合研究，系统阐释其各类价值，更加重视价值传播和展示利用工作，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这些优秀文化遗产发挥活力、讲好中国故事。

　　总之，本书从古代冶铁技术研究理论与方法入手，系统介绍了河南古代冶铁技术研究成果和发展历程，深入分析了河南冶铁技术起源和兴衰的历史和技术背景，全面阐释了河南冶铁遗址和古代冶铁技术的各种价值，并根据在研究、保护和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系列具备很强操作性的举措，我为智辉教授取得这一优秀研究成果而高兴。我们应该再次致敬李京华先生，并将本书献给李先生，期待河南和中国冶金考古事业能有更大发展，期待有更多、更加优秀的冶金考古研究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