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儿童的境遇与教育的危机

　　作者简介：高小强（1981-），男，甘肃清水人，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领导与管理研究（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提要：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二者的边界非常清晰的古典时代，儿童在家庭和成人的庇护下获得生命的成长与发展。尽管这一过程受制于很多的必然性，但是却能保证儿童和世界之间不会彼此伤害；现代社会打破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分，受其影响，现代学校因为其公共属性和私人属性的内在不平衡导致置身其中的儿童的生命成长和个性发展遭遇了来自公共领域的影响乃至伤害。在阿伦特看来，“儿童的世纪”之所以出现教育危机甚至在一些国家转化为灾难，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共领域认识教育危机时持有的偏见，即成人选择了忘记或者回避“教育的本质即诞生性”却试图回答和应对现实教育中的问题。

　　关 键 词：儿童 “诞生性” 境遇 教育危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西北地区省域内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研究——以甘肃为例”（14XJC880003）。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对当时美国的教育现象进行了政治哲学层面的思考并发表了《教育的危机》一文。阿伦特遵循“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是如何发生的”这样的逻辑，[1]阐述了对当时美国教育危机的认识尤其是对儿童的境遇及其危机的认识。这在今天看来具有跨越时空的洞察力和启发性。

　　首先，阿伦特选择了从政治哲学的视角考察美国的教育危机。因为就本质而言，不仅仅是美国，事实上教育问题成为政治议题乃至政治问题是世界各国皆存在的现象；其次，阿伦特将教育危机放置于现代世界的总体危机之中来加以审视。即教育问题已经不是限于个别国家的偶发性问题。对于这一点，阿伦特曾断言，在本世纪，任何发生在一国之内的事情，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同样可能发生在几乎任何一个国家；[2]164再次，阿伦特对于教育的本质问题的思考是基于她的洞见——教育真正的本质是“诞生性（Natality）”，即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实展开的。[2]164从“诞生性”出发，阿伦特揭示了儿童的双重特性。她认为，相对于教育者这一成人群体及其所在的世界而言，儿童既是崭新的，同时又处于变化过程中，亦即儿童既是一个新人又是一个成长着的人。[2]173很明显，阿伦特是将儿童放置在与之无法割裂的各种“关系”之中去审视其境遇及变化所可能潜藏的危机；最后，阿伦特敏锐地指出了儿童作为儿童的“条件”或者“境况”的颠覆性变化，即儿童在传统“世界”中的境况与在现代“社会”中的遭遇是存在着的决定性差异的。

　　一、传统“世界”与儿童的境况

　　在阿伦特的历史视域中，至少自古代城市国家产生以来，与家庭和政治领域相应的私人生活空间和公共生活空间始终是两个截然有别、独立存在的实体。[3]18亦即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相应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别，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而存在。[4]62因此，阿伦特认为，旨在谋生，维持生命活动的过程不允许进入公共领域这种在现代社会被认为不可思议的规定却是古代城邦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3]19正是上述传统或者规范所营造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截然二分的“世界”成为当时儿童之所以为儿童的条件。

　　（一）私人领域对儿童的庇护

　　从儿童与生命的关系的角度看来，私人领域即家庭之于儿童的重要性至今仍然是其他机构所无法完全取代的。阿伦特对于传统家庭的价值的认识非常清楚，她指出，因为必须保护孩子免受世界的侵犯，家庭就是孩子的传统场所，家庭的成年成员每天从外面返回到家中，退守到由四面墙围起来的私生活的安全领地内。这个私人家庭生活居于其中的四面墙，构成了免受世界，尤其免受世界的公共部分侵犯的一个庇护所。[2]174家庭这一庇护所直接对应的是儿童的生命本身，即儿童的出生和他的成长。反之，一旦没有它们围起来的这个安全所在，生命就没有繁衍的地方。因为无论在哪里，生活如果被持续暴露给世界，失去了隐私和安全的保护，生命的特质就丧失了。[2]174总之，家庭的四面围墙实质上是私生活和公共生活或者说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绝对的分界线。不得不进入公共空间的成年人需要这样一个私密的空间用以维持和保护自己的生命，从而也是为了能够获得来日重新进入公共空间的力量；对于儿童而言，家庭这个私人空间的作用更为重要和强大，它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直到有一天他们具备了像成人一样离开家庭加入公共生活的资格与能力。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家庭对儿童的庇护是有条件的。传统家庭在阿伦特眼里是一种受“生存的紧迫性”或者说受“必然性”控制的共同体。在家庭当中，“人们被他们的需要和需求所驱使而一起生活”。就儿童而言，其生命的维持，基本需要和需求的满足是第一位的。因而家庭对所有家族成员而言首先都是不自由的，用阿伦特的话说，家庭是最严格的不平等场所。[3]19当然，这种不平等并非人为，而是分工所致。即那些能够为家人创造生活必需品、减少或者消除家庭生活的紧迫性的“家长”成为自然的统治者。但阿伦特的意见很明确，这种统治绝非压迫，更没有暴力，仅仅是共同受制于“必然性”，包括家庭的统治者自身也不能例外。唯一的不同是家庭的统治者拥有离开家庭进入“平等”的政治领域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