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至2024年尾，已近花甲之年的我深刻体会到了时间赋予的刻度感和冷静感。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我的注意力支点主要是在阅读、思考与写作。学术工作是静态的：电脑里以“2024”作前缀的论文文档依序排列，记录了我这一年的工作之忙；学术工作也是动态的：手机相册中“2024”时间轴上的调研、会议等照片被剪入活动视频，形成一叠生动的学思印记。学术与人生的并进、合一是我的理想。沿此精神线索，2024年的时空坐标已在深层将横亘于心的教育问题串为一个整体、凝为一个原点，即教育如何在宏观之下看见微观。作为一种理论旨趣，自我的博士论文建构了“人（爱国者和公民）、民族和国家”三维概念图以来，这三个维度就深刻地留在了我的学术思考框架之中。从外国教育史研究到比较教育研究，再从比较教育研究到教师教育研究，每一次学术转向的背后，都有这三个维度构成的内在理路在支撑着自己。2024年我的学思线索依然延续这一轮廓和脉络，并聚焦为在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背景和时代命题下，如何看待并处理好儿童与学科的关系。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国教育大会为教育研究提供了诸多意蕴宏深、值得探究的战略议题。作为一种混合着情感、知识与志向的学术梳理或建构，2024年的学术写作指向了教育强国建设、教育高质量发展、儿童全面发展等关键词。从事学术研究具有社会性和个体性取向，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要是教育学学者毋庸置疑的责任和使命，追寻学术兴趣、兼及能力范围也是保证做学问能体现“人间情怀”的格局要求。为此，在以教育之名与时代同行中，我先后写作并发表了《为党育人和为国育才：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目标阐释》《新时代高质量小学教师教育体系重建：为了儿童的全面发展》《学生学业发展和儿童全面发展——“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关系的理论化解读》《论教育强国价值的国家逻辑：以教强国模型建构》等文章。

　　源于对中国教育改革缘何如此之难的忧虑，我近年主要用力在思考培养什么人和怎么培养人这一原点问题，我把此问题定位在儿童或学生和学科或学科学习之间的问题，并致力于把儿童是谁、把学科（领域）及其学习是什么搞清楚，更重要的是搞清楚儿童和学科的关系，由此思考儿童发展和学生学科学习的关系。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评价儿童发展？如何评价学生学科学习？以及如何评价促进儿童发展的教育、如何评价促进学生学科学习和发展的教育？

　　面对以上“两两”问题，我的认识是，在儿童发展中，培养什么人与党的领导、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联，与党的领导紧密相联的“培养什么人”即为培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为党育人；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联的“培养什么人”，即为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国育才；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联的“培养什么人”，即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人。于宏观之中审视微观，培养与党的领导、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联的人必然需要重视学生脑智和体质的发展、认知尤其是创造力的发展、情感尤其是社会性情感的发展，此外还要更加地关注从传统个体发展向个体和国家发展相结合转变，更加地重视学生的艺术和审美发展。于是，我不断思考儿童全面发展观，提出教育既要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又要促进学生学业发展，以实现两者的兼容。

　　昨日已成序章，未来才是正文。这一年，我更加努力地追求鲜明的“概念—理论”的个性化表现，并追求成为在教师教育领域终其一生的研究者。正如苏轼在《赤壁赋》中的名言：“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以上絮语，不成体系、也不够自洽，是为2024年治学甘苦之言。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