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实验室的布局建设既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重要内容和战略支点，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法和途径。近年来，文科实验室建设实践持续深入推进，逐步成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引擎和动力源。梳理文科实验室的兴起历程以及新技术驱动下的发展态势，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文科实验室建设的规律和内在逻辑，进而助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现代科学范式

　　实验在古希腊时代便已应用于科学研究，但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科学才逐渐从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并确立以可证伪性和实验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范式。可证伪性要求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被实证检验，且存在被证明为错误的可能性；实验主义则体现了系统、严谨、可复现的实证检验方法论。相较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现代科学范式的接受最初遇到了很大阻力，主要原因是人们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着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无法比拟的复杂性。更为重要的是，一部分学者反对决定论，强调人的主体性或能动性，认为其行为与外部变量的关系不具有规律性。

　　随着自然科学在现代科学范式下不断取得突破性成就，社会科学学者逐步接纳并认可了这一范式。但由于早期观察记录人的行为的手段比较原始，难以实现精确测量，加之将人与环境隔离开来成本很高，因此实验室建立比较晚。直到19世纪中晚期，以威廉·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的心理学实验室为开端，社会科学才开始通过实验室实验方法展开研究。由此，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引入实验方法研究意识和感觉，从而确立了心理学的科学学科地位。随后，实验方法开始被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采用。美国学者瑟斯通于1931年设计实验以测量个人商品偏好的无差异曲线，被视为实验经济学的雏形。

　　二战后，在行为主义与技术进步的双重驱动下，社会科学实验研究得到进一步繁荣。战后，各国面临经济重建和社会转型，迫切需要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大力支持社会科学研究，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新建了行为科学实验室，推进实验社会科学发展。20世纪50年代，在心理学领域出现社会心理学的“行为主义”浪潮，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津巴多的监狱实验等一系列经典实验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起，实验经济学也开始快速发展，弗农·史密斯等学者开始在实验室内模拟市场交易、博弈决策，验证经济理论。此后，实验经济学文献数量呈指数级增长。 20世纪末以来，实验方法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同样，政治学和管理学在战后也日益注重经验研究，出现了决策行为实验、组织行为学实验等方向。

　　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发展在不同国家呈现出差异。总体来看，美国在战后成为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引领者：联邦政府通过国家科学基金等支持大学建立行为科学实验室，大型基金会和企业资助社会科学研究，对人类行为、市场实验、政策试验等进行广泛探索。欧洲各国同样重视社会科学研究，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英国、法国、德国等在战后陆续建立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旨在加强实证调查和统计分析，但在实验研究方面起步稍晚于美国。

　　随着社会科学实验的广泛开展，涉及人的研究不可避免地面临伦理挑战。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台《赫尔辛基宣言》和《贝尔蒙报告》，确立了尊重受试者、行善不害、公平原则，要求对涉及人的研究实行知情同意和伦理审查。同一时期，各大学普遍设立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来审核实验方案是否符合伦理。知情同意成为社会科学实验的基本前提，受试者保护被置于科研利益和学术价值之上，研究设计必须将潜在风险降至最低，不得对参与者身心造成不可接受的伤害。这些规范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和成本，限制了高风险实验的进行，一定程度上给快速发展的社会科学实验研究“踩了脚刹车”。

　　人文学科通常关注文化、价值观、伦理与美学等领域，其研究一般不涉及求“真”，而涉及求“善”和“美”，通常被认为不适用于实证研究，更不需要进行实验室研究，因而人文学科实验室的出现远远晚于社会科学实验室。人文学科实验室的概念最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可追溯到1983年巴黎第八大学成立的Paragrpha实验室和1985年麻省理工学院成立的媒体实验室。这些早期实验室旨在通过电子技术开发新媒体项目，探索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并开发能够应用于艺术创作的软硬件技术。

　　至20世纪90年代末，实验室开始在人文学科扩散开来，瑞典于默奥大学建立的HUM实验室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建立的人文实验室是较为成功的案例。人文学科实验室持续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当代复杂的社会问题对人文学科提出了更高的应用性和实践性要求，这些问题的探索需要囊括人文学科在内的跨学科合作。人文学科研究范式逐渐从纯本学科范围的探索转向具有实际社会影响的跨学科应用性研究，实验室模式恰好提供了跨越学科界限的合作空间，能够汇聚人文、社会科学乃至工程、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者，共同解决复杂问题。

　　新型文科实验室

　　进入21世纪，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文科实验室继续发展。互联网和物联网产生的海量数据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资源，实验室开始整合计算社会科学方法，对社交媒体、手机信令、电子商务等大数据进行分析，模拟宏观社会现象。生成式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正在重塑实验研究方式，先进的大语言模型经过海量文本训练，能够模拟人类对话和行为，这为实验提供了全新工具，在高风险或难以招募受试者的情境下能够发挥独特价值。人文学科实验室的发展近年来也深受前沿技术的影响，数字人文成为近年来兴起的主要人文学科交叉领域，强调运用信息科学技术，包括最新的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来处理人文学科数据。

　　新技术同样提升了传统实验室的装备水平和功能范围。以斯坦福大学行为实验室为例，该实验室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跨学科平台，不仅有人体工学设计的空间，还配备了眼动追踪仪、虚拟现实设备、生理测量仪等先进工具，支持各种形式的行为实验。研究者可以利用VR模拟社会情境开展决策或协作实验，借助眼动仪精准记录注意力分配，使用皮肤电、心率等装置测量情绪反应。这些硬件结合语言分析软件和在线实验平台，极大丰富了实验范式。

　　概括而言，新一代文科实验室具有跨学科融合、数据密集、虚实结合三大特点。首先，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积极与计算机科学等科学技术学科交叉，试图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拓展研究领域和丰富实验手段，探索未来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而言，新一代文科实验室的兴起是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其次，当前互联网和物联网产生了海量数据，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成为个人生活和工作的基础设施之后，数据呈爆发式增长，文科实验室在大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软硬件的帮助下，尽可能“榨取”数据中蕴含的价值。最后，传统的社会科学实验依然有其价值，但在占有大数据“宝藏”、获得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赋能后，线上仿真模拟和超级复杂模型分析为学者们打开了虚拟实验的全新世界，实验室不再限于物理空间，实验结果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实现多样化。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在虚拟世界中打破了物理世界的束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当前，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复杂的新形势对各国在理论建构和知识创新领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着加快理论建构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求，以期有效应对时代挑战并贡献中国智慧。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立足中国实际开展扎实的实证研究，以形成有原创性、能解释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理论。高质量的实证研究应被视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理论观点应建立在坚实的经验基础上，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对于摆脱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范畴至关重要。中国学界不仅要通过田野调查、统计数据等手段深入理解社会现实，也应坚持通过实验室建设和实验方法来提炼并验证具有解释力的中国理论。只有通过扎根本土实践的实证研究，在采用田野调查、文献考证、数据分析等传统实证方法之外，推动文科实验室建设、推广实验方法，才能真正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实现理论化、概念化、体系化，从而服务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目前，我国文科实验室建设已取得显著进展，重点院校和社科院系统已经进行了较广范围的布局建设，其中一大批属于新一代文科实验室。这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我国文科实验室的发展，应强化中国问题导向，根植于本土文化与社会实践，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知识生产路径；坚持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战略定力，在方法借鉴的同时避免依附或被动适应西方理论范式；有效地将国际先进经验与中国特色相结合，推动我国新一代文科实验室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支撑平台，最终实现具有中国视角、中国话语和中国智慧的理论创新与知识生产。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