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将教师培养放在建设教育强国的突出位置。从“四有好老师”到“教育家精神”建设，理念的转变和完善“把新时代对广大教师的要求和期待提到了全新的高度”。教育家精神充分展现了教师的价值追求和内在认同。当前，我国正处于教育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深度审视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探寻教育家精神的实践路径，是对新时代“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深切回应，也是实施铸魂强师的必要举措。

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

　　“‘教育家’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称谓。”在角色的构建上，它体现了个体作为社会成员、教育实践者和思想引领者的逐步升华。因此，为人准则、教育职责、思想追求便共同构成了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

　　（一）家国一体，德行相彰：教育家精神的道德基石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是永不褪色的精神根基。民族标签、家国印记，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陶行知先生说：“一国的存亡，看国民有爱国的心没有，有了爱国心，虽亡必存；没有爱国心，虽存必亡。”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往日益密切，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边界也趋于模糊。在文化霸权的危机下，厚植“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是培育教育家精神的重要前提，更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根本保障。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是道德修养的永恒追求。从万维网到人工智能，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虚拟与现实并存的阶段，生活空间依照着新的时间线索重新分配。人们的生活呈现出新的样态：“前台”与“后台”倒置、“在场”与“不在场”互换。隐私空间的不断塌缩，使个人的“言”与“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始终处于被社会大众评判的状态中。“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正逐渐成为个体生存的必备准则，而随着网络虚拟社会的进一步成熟，这一准则终将泛化为具有普适价值的道德要求。中国古代“暗室不欺”的“慎独”精神，随着“暗室”的消弭，正在对社会个体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激发潜能，追求真理：教育家精神的育人哲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政策先后大致经历了从“双基教学”到“三维目标”再到“核心素养”的发展过程，由“知识本位”逐渐向“素养本位”转移。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个体被压抑的自我就像到了临界点的岩浆，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这样一来，“因材施教”便与“个性化发展”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成为后工业时代的育人方向。至此，教育在经历了“产业化”的波澜之后，正在实现育人本质的回归。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是教育工作者的底线坚守。“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事务成长量与科技加速命中注定般地结合在一起。”科技的发展让整个社会都处于急剧的加速状态之中，事务总量在以一种远超科技发展的速率激增，让人不得不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事情。但社会的加速并非永无止境，它受制于事物的自然属性，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极易引发解体或质变的极限。对教育工作者而言，“勤学”与“创新”是对加速社会的积极回应，“笃行”与“求是”是对学术之道本色底线的坚守。

　　（三）弘道奉献，以文化人：教育家精神的思想追求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是由个体走向集体的精神历程。教育工作者通过“教师”这一身份，完成了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和互动，个体的种种社会属性由此得以实现。“乐教爱生”正是教育工作者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可与赞同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社会期望相一致的价值期待。不同于“乐教爱生”鲜明的职业特点，“甘于奉献”并不为教育工作者所独有，而是所有从业者共享的精神发展阶段。这意味着，从事任何职业的个体都能够在职业生涯中体验到持续的满足感和快乐感，即实现和获得职业幸福感。面对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时代，我们无法判断是否因为“追求幸福而分工”，但我们可以尝试着在分工后的职业生涯中追求幸福。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是由集体转向个人的生命关怀。无论是“胸怀天下”还是“以文化人”，从实践的目的来说，都指向具体的个人。孔子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庸》也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我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道是人性的延伸，任何人都有能力成为“道”的践行者和弘扬者。只要唤醒内心的力量，人哪怕外在的学识尚且不足，也能顺利走向人生的正途。在这样的视角下，“胸怀天下、以文化人”实际上暗含着教育工作者从平凡到杰出的发展可能，这是对人主观能力的极大信任。

教育家精神的培育路径

　　“教育家精神”应贯穿教育工作全链条，有效衔接教育工作者品德培养、职业培养、精神培养各个环节，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一）理性与感性的和谐：铸就坚定信念，实现精神的内在升华

　　培育教育家精神，要实现教育工作者理性与感性的和谐。首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鲜明政治优势，也是育人目标最终达成的根本政治保证。必须切实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厚植家国情怀，增进广大教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筑牢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根基，树立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从价值认同层面建构教师的理性思维。其次，必须充分利用各级各类教育资源，依托各级组织，开展多层次、多样化、多形态的社会实践活动。让教师获得充分的满足感、成就感和归属感，发展感性认识，实现从“我该做”到“我要做”的精神升华。最后，强化制度保障，完善监管机制。理性思维与感性冲动之间，并不是一种单向的、线性的过程，在时间的视域下随时存在着倒退、断裂的危险。因此，各级监管部门除了要确保各项举措稳步推进之外，还有着维持动机平衡、警惕动机过早消退或互相干扰的职责。

　　（二）外塑与内化的交融：继承师道传统，促进学识的独立发展

　　培育教育家精神，要实现外塑与内化的交融。从广义上说，学生是指一切从事学习活动的人，不存在年龄、性别与种族的差异。在终身学习的视角下，学习是贯穿于人一生的活动，不因某一阶段的结束而终止。因此从身份的角度上看，教育工作者既是教师又是学生，肩负教导学生和继承传统的双重使命。首先，作为学生，要在外塑过程中，笃行求学、继承师道传统。为了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掌握人类已有经验。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书籍为代表的知识载体能够以图片或字符的方式保存在各种电子设备中，供人们随时查询。在数智时代，对知识本身的继承让位于对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思想的继承。为此，广大教师要领略知识背后蕴含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其次，作为教师，要在内化阶段后，因材施教，促进学识的独立发展。尽管一直以来中西方不同学派对教师角色的定位各不相同，但都认同教师绝不能只是知识的传递者、传播者。进入后工业时代，个性与创意的价值日益凸显，“在继承中创造”就成了教师角色中的核心元素。面对自己的求学生涯，教师是创造的实践者；面对自己的教学生涯，教师是创造的鼓励者与同行者。教育家精神就在这样不断地继承与创造中，连接历史与未来，实现代际的持续成长。

　　（三）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发挥辐射作用，实现群体的共同进步

　　培育教育家精神，要实现个体与社会的互动。首先，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后果或者通过模仿榜样来习得特定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因此，培育教育家精神需要充分发挥榜样模范的辐射作用，特别是潜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平凡教育家”。要让教育工作者充分认识到，教育家精神的形成没有既定的路线，不能通过某种程序化的方式进行复制。只有在承认真实人性的基础上，立足实践起点，才能真正走向“教育家”、走近“教育家精神”。其次，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与他者的互动交流中才能实现职业认同，并有可能进一步迈向职业幸福。可以说，当今社会是走向合作的社会，“培育教育主体间的‘合作文化’是实现主体‘情感体验’生成的理想选择。”我们在建立学生“学习共同体”的同时，也要积极发挥“教研共同体”对教育工作者的有益影响。“教研共同体”既可以按照年级、学校、地区进行纵向设计，也可以按照学科、兴趣、爱好进行横向架构，其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教育工作者精进教学技能、获得情感归属、建立“社会共鸣”。

　　（刘雨奇，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朱文辉，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