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国家战略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及科技革命驱动的多重环境下，职业教育正经历着深刻变革，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产教融合深化、治理现代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数字化转型、国际化战略转变等成为核心议题。伴随着各领域实践变革对理论支撑的需求，职业教育科研活力显著增强。范式作为一门学科独立性的根本标志，既是客观反映学科知识生产规律的工具，也是实现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具体路径与方法论。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具有本质差异。职业教育现象的复杂性、知识类型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科研范式的多元复合性。然而，基于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转载文献的分析发现，我国职业教育尚未形成适配自身特性的科研范式，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科研范式缺失，学术共同体与基本共识尚未形成。“范式”的实质是特定科学共同体所共享的理论框架、方法论信念与研究传统。而职业教育研究缺乏这种“共享”与“共识”。尽管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转载的科研成果数据上可以看出，多作者合作成为主要形式，但因缺乏稳定的学术交流平台与深度对话机制，使得学术共同体的凝聚缺乏深层的精神纽带，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尚未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在诸多职业教育核心议题研究上仍存在“各说各话”的现象，且很多概念尚未达成共识。如职业教育知识基础究竟应以技术知识为核心还是职业知识为核心？产教融合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研究应当以企业需求为逻辑起点，还是以学校育人为核心关切？职业本科的定位应是怎样的？高技能人才的内核是什么？这些关乎学科根基的问题，迄今尚未形成主导性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共识。这种共识的缺失，使得职业教育科研难以形成有效的知识积累与学术对话。

　　二是科研范式依附，对普通教育学与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职业教育的研究对象涉及技能习得的认知过程、工作场所的学习规律、技术知识的形成机制等，这些议题研究本质上是需要工程科学、认知科学、学习科学等多学科方法交叉融合的。然而，由于对普通教育学研究方法的路径依赖，被转载的文章在方法选择上呈现出“重文本轻实证、重思辨轻实验”的偏向，较多研究停留在政策解读、经验描述层面，缺乏实证研究，尤其是融合多方法的混合研究，对职教实践深层规律的揭示。相较于对普通教育学的依附，对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则是职教科研的另一深层困境。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职业教育研究将西方语境中生成的概念与模式直接用于中国实践，如“双元制”被广泛引用为中国产教融合的理论依据，但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德国“双元制”的制度根基在我国并不具备。这种依赖于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实践，难以形成从中国本土实践中提炼原创性理论的能力。

　　三是科研范式僵化，知识生产模式陷入制度性困境。现有的科研组织模式与资源配置方式都缺乏将分散的研究力量凝聚为协同攻关能力的制度，研究主题或热点往往随政策风向而快速变化。随着政策的密集出台，职业教育研究热点看似丰富，却未能形成围绕核心议题持续深耕的研究积累与理论递进，其学术版图由此呈现“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数量可观而体系欠缺”的碎片化特征。此外，还有不少文章沉溺于概念演绎与术语创新，通过引入大量西方理论资源，使用精密的概念体系，虽构建了较为复杂的分析框架，却与其所解释的职教实践之间存在深刻鸿沟。这类研究通常以精致的学术语言掩盖了实践关切的缺失，以复杂抽象的理论框架遮蔽了问题意识的匮乏。整体而言，科研范式的僵化，导致职业教育理论质量的系统性缺陷。

　　面向“十五五”，职业教育科研要走向范式自觉，加快从经验总结向学理建构转型，系统推进概念原创、方法创新与制度重构，为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支撑。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推进。

　　一是重构科研价值定位，从政策诠释者走向实践对话与引领者。首先，职业教育研究价值应从“政策诠释”走向“学理构建”。政策诠释型研究通常以“贯彻落实”为逻辑起点，研究结论是在政策框架内循环论证的结果，缺乏对政策本身的反思性审视。学理构建则要求研究者保持学术自觉，既要关注政策议题又不依附于政策表述，以学术视角提出问题、以学理的方法分析问题、以原创的概念回答问题，形成真正独立于政策之外的学术生产力。其次，职业教育研究定位应从“解释问题”走向“引领未来”。目前，职业教育研究的主流范式是一种“问题学”或“适应论”，如产教为何融而不合，双师型结构为何失衡，人才培养如何适应产业发展、市场需求、技术变革等。而研究的真正力量在于“引领”，即通过具有想象力的理论预设引导政策制定与职业教育变革。因此，未来职业教育应加强预判型的研究，如通过系统预测未来产业图景，为“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前瞻性的行动引导。

　　二是革新研究方法，从经验归纳走向数据驱动与跨学科融合。研究方法的革新是范式自觉的技术支撑。首先，推动职业教育研究方法从“定性描述”转向“数据预见”。在职业教育研究中，依赖有限样本的问卷调研、个案访谈等经验归纳方法，缺乏大样本数据的验证支撑，难以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和稳定可验证的理论命题。未来可以借助于大数据技术手段，建立国家级职业教育科研数据平台，通过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推动职业教育科研从经验主义走向循证主义。其次，发展跨学科研究范式。职业教育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学科视角难以提供完整的理论解释。职业教育研究应加强定量与定性、数据建模与田野调查、宏观制度分析与微观行为考察的有机整合，并以问题为导向强化不同学科的有机整合。而对于职业教育研究者而言，需要建立起强烈的方法论意识，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匹配性、科学性。

　　三是重塑科研组织，推动有组织科研形成学术合力。范式自觉不仅是认识论的重构和方法论的革新，更需要组织形态变革作为重要的制度保障。职业教育科研呈现出的“小、散、弱”困局，其根源就在于科研组织的松散性。面向未来，凝聚合力开展有组织科研成为职业教育研究的必然。通过定期开展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研判和学术审视，系统规划职业教育学术议程，凝练职业教育研究的关键议题，形成以学术判断为基础的共识性框架，明确哪些议题是战略性需求，哪些议题是理论构建急需，哪些领域具有重大开拓价值。如关键战略性议题围绕人口结构变化背景下的职业教育体系重构、人工智能对技能形成体系的影响、产教融合的制度创新与效能评价、中国职业教育经验的理论化与国际化等，通过开展有组织科研活动，整合多学科背景、多机构力量，实施系统性攻关。

　　（毕乐，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潘海生，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杨慧，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