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展出的“东风一号”导弹。 

　　以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为标志的“两弹一星”工程，是新中国在尖端国防和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核垄断、核讹诈，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震撼世界的中国“争气弹”“争光星”背后，中国科技工作者采取了许许多多与高科技不相匹配的“土办法”，书写了“土法上马拿下高科技”的历史传奇。

　　有的土办法，是艰苦奋斗的集中体现。翻看中国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的创业史，几乎每一个单位都经历了白手起家的艰辛历程。以中国导弹发动机研制为例，火箭发动机设计部成立之初，连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只能在北京城南三营门的一座破旧飞机库里临时办公。整座厂房除两扇推拉门，再无其他门窗。厂房年久失修，四处漏风。夏天热如蒸笼，冬天冷若冰窖，下雨天犹如“水帘洞”。设计部宿舍在南苑东高地，就餐却在西边大食堂，科研人员每天从宿舍到机库上班、再到食堂吃饭，加完班回到宿舍，要步行几公里。设计部的科研人员就是在如此简陋和艰苦的环境下，认真钻研火箭技术、开始设计火箭发动机，燃起了中国火箭的飞天圣火。

　　有的土办法，是突破制约的出奇制胜。原子弹的链式反应涉及无数个计算数据，但当时国内总共只有几台电子计算机，许多科研人员不得不使用算盘、算尺、手摇式计算机来测算浩如烟海的核爆数据。即便是如此简单的测算工具，丝毫不影响他们计算推演的严谨态度。某研究所历时近一年、经过9次艰苦计算，发现苏联专家提供的原子弹中心压力点数据有误，通过纠正和重新推理，科研人员最终找到正确的实现路径。为演算一条弹道，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计算用的纸堆起来比办公桌还高……在中国首次原子弹爆炸前，为了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压力，某基地科研人员林俊德在没有实验设备和技术材料的条件下，采用钟表齿轮、发条驱动作动力，设计出钟表式压力自记仪。这种压力自记仪在中国历次核试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的土办法，是因繁就简的艰难突破。生产六氟化铀的反应炉，必须采用耐高温耐腐蚀的特殊合金，但当时国内制造不出这种特殊合金。工程师黄昌庆创造性地用多种合成法，特制出两个小反应炉，用了两年的技术攻关时间，克服试产过程中数十道难关，为第一颗原子弹生产出10余吨六氟化铀。无独有偶，工程师邹茂森也是采用塑料管包金属的合成方式，将氟化工段的人工进料改为机器进料，极大地加快了生产进度。

　　有的土办法，是打破常规的高危作业。负责设计爆轰波聚焦元件的陈能宽，带领一帮不满30岁的年轻人，在简陋试验场进行前期炸药成型工艺试验。他们熬煮和搅拌炸药的容器，是普通大铁锅和旧铁桶，浇筑炸药部件的模具竟然是马粪纸。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在两年多时间里完成上千次实验，逐渐掌握了炸药的性能、摸清了炸药的“脾气”，终于使“内爆法”关键技术实现突破，解决了一系列对原子弹研制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和实验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在研制中程火箭发动机时，为了尽快解决高频不稳定燃烧问题，科研人员加班加点，以“拼刺+拼命”的精神，先后进行上百次试验，其中连续失败的就有17次之多。正是靠着这股拼搏精神，他们在最短时间内攻克了不稳定燃烧这个瓶颈难题。

　　有的土办法，是团结一心的辉煌成就。许多老科学家在回顾总结“两弹一星”的成就时，经常把“上下联动”“全国一盘棋”挂在嘴边。在研制中国“东风一号”导弹（代号“1059”）时，全国多家单位围绕导弹仿制工作开展大会战。全国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导弹仿制工作的单位有1400余家，其中主要承制厂有60余家，涉及航空、电子、兵器、冶金、建材、轻工、纺织等领域。同样，在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时，从发射场到观测站的通信和数据传输，主要靠明线来完成；发射期间要实时传输，线路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一声令下，在全国数万公里的线路上，每一根电线杆旁都站着一个执勤的民兵，日夜都有人站岗警戒，有力地保证了任务圆满完成，彰显了新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有优势。

　　在那个外援中断、技术落后、经济困难的年代，参与我国“两弹一星”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指战员、干部和职工，在国家使命面前没有叫苦，更没有等待。为了国家战略安全，他们把科研创造性、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用敢闯敢试的精神独立突破“两弹一星”的许多关键技术。他们用最简单、最快捷、最经济的办法，拿下了攸关国家战略安全的核武器、战略火箭、人造卫星，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战略武器发展道路，实现了后发国家对尖端科技的“惊天逆袭”，为中华民族争取了宝贵的技术储备和安全环境。

　　“不辞沉默铸金甲，甘献年华逐紫烟”。回望历史，“土法上马”攻克“两弹一星”的传奇，记录了一代中华优秀儿女自强不息、创新超越的心路历程，蕴含着老一辈国防科技工作者排除万难、勇攀高峰的责任感和创造力。今天，在我们勠力同心实现中国梦强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土法上马”所蕴含的试错勇气、创造思维、探索精神等，依然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