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几乎伴随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早期人类的优胜劣汰，社会的迭代更新，文明的繁荣衰落，政治的改朝换代，几乎都与军事密切相关，军事活动也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化，不但体现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也必然体现于军事领域。因此，军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人类文明一样，军事文明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也呈现出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形态特征。

　　军队是军事活动的基本主体。不同军事文明都要围绕军队的领导、建设、运用等关键问题展开，这使军事文明形态从组织构成和价值目标上都大致类同。而且，在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中，人类军事文明形态不仅有了性质特点的区别，而且有了先进性合理性的区别。

　　回顾人类军事文明发展历史，正是在对军队的领导、建设、运用等关键问题中存在矛盾和偏差，军队要么成为统治阶级对付民众的利器，要么成为野心家争权夺利的工具，或因为立场不同而相互争斗，或因为利益驱使而自甘堕落，因而使人类军事文明发展长期充斥着野蛮、血腥、割据和动荡。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以后，其建立的军事制度似乎“驯服”了军队，但仍然没有改变其作为资产阶级的暴力工具、霸权工具、侵略工具的性质，仍然在立场和利益上站在社会大众的消极面、对立面。

　　中国共产党创建自己的军队后，在长期革命建设过程中，确立形成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赋予了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走出了一条新的领军、建军、治军、强军之路，创造了人类军事文明新形态。

　　缔造人民军队，实现了军队性质宗旨的根本性变化

　　历史上军事文明中的旧军队，本质上都是少数剥削阶级的仆从，为维护少数剥削阶级利益服务。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及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基本性质，使军队的性质宗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军队性质宗旨的根本性变化，首要的影响在于使军队的地位作用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军事文明旧形态下，旧军队是争权夺利、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暴力工具，在权力利益驱使下，甚至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破坏力量。纵观世界军事历史，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分裂与割据，还是欧美历史的暴力和掠夺，军队或者沦为裂土封国、兼并掠夺的私人武装，或者成为侵略压迫的“马前卒”。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不但成为推动革命和夺取政权的骨干力量，而且努力为社会发展进步作贡献，成为保证国家安全、推进民族复兴的可靠力量，建立了伟大历史功勋。

　　军队性质宗旨的根本性变化，也使官兵的信仰追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旧军事文明形态下，统治阶级通过物质刺激激励军队，旧军队往往为利益而战，与民争利，腐化堕落，兵匪无根本区别。在资本主义军事文明形态中，由于宣扬军队的“非政治化”，导致军队信仰缺失，不谈主义，是非不分，为战而战，扮演着不光彩和负面的角色。

　　习近平主席指出，“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党的政治追求和宗旨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政治追求和宗旨。这种政治追求和宗旨，体现在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为人民扛枪打仗，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体现在建设改革时期，军队为人民牺牲奉献，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被誉为“最可爱的人”。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有史以来最进步的军队。这种进步性，体现为人民成为军权的主人，军队成为人民的军队。

　　建立制度体系，实现了军队领导组织的根本性变革

　　旧军事文明形态下，军队作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关键力量，一向是皇帝或者军阀努力争夺的重点。在旧军队中，皇帝或军阀总是追求对军权的个人绝对掌控。但是，皇帝或军阀并不能亲自带兵，只能通过在军队中任用亲信，建立对军权的个人占有、私人控制。依此类推，军队逐级形成人身依附，最终导致兵归将有、兵随将走。在此体制下，军权集中与军阀争权的矛盾一直是旧军事文明形态下难以解决的基本问题。苏联共产党曾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并建立了相应的党军领导体制。但苏共的党军领导体制，仍然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特别是在面临重大政治风险时，党对军队掌控力仍然不够，这也成为苏共亡党亡国、苏联红军不复存在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设军队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建军原则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创新性的制度体系。人民解放军统率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学说与中国军事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军委主席负责制吸收借鉴了古今中外军事领导权配置的有益经验，体现了军事领域“兵权贵一”的规律要求。在部队，通过实行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集中统一领导，集体民主决策，党组织成为部队的领导中枢，不仅管思想、管组织，而且管军事、管打仗，实现了党对军队思想政治领导和军事行政领导的完整统一。在基层，通过把支部建在连上，建设连队坚强战斗堡垒，从而把党的基层细胞和军队的行政基层单位结合起来，实现了党的组织与军队建制的完美统一。这些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从体制上、组织上破解了旧军队兵为将有、军队私有这一历史难题，不但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而且使党组织成为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战斗堡垒，个人再也带不走部队，从而实现了军队领导组织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理顺多重关系，实现了军队建军治军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在人类治理体系中，军队历来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队因其特殊职能，是获取政权的前提、稳固政权的根基，往往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甚至凌驾于政治、政党、国家之上。旧文明形态下，军队干政、军阀割据、枪指挥党、军国主义等十分常见。东汉末年，曹操手握军队，“挟天子以令诸侯”；五代十国末期，赵匡胤手握重兵，“黄袍加身”。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甚至赤裸裸地宣称，“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将军事定为立国之本，致使国家走向军国主义。这样一种军政、军党、军国关系，其结果要么是社会动荡、内乱不止，要么是疯狂扩张、穷兵黩武。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效解决了旧文明形态下国家治理的重要难题，实现了建军治军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从革命武装斗争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著名论断，肯定了“枪杆子”的重要性，但党始终强调对“枪杆子”的领导。三湾改编通过把支部建在连上，实现了党对军队从各级军官到基层士兵的绝对、完全掌握。古田会议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理论化、系统化、规范化。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条件和历史方位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学说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构建了党和国家相统一的最高军事领导体制。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高实现形式，进一步理顺和规范了军队与政治、政党、国家的关系，实现了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科学定位。正是通过一系列领导“枪杆子”根本原则和制度的确立，使军队由单纯暴力工具转变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权由个人掌控向工人阶级政党组织领导，兵权真正回归到人民手中，彻底摆脱了旧军队控制政权、军阀操纵政党及政治、凌驾于国家社会之上的梦魇，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解决历史难题，实现了确保忠诚与能打胜仗的有机统一

　　军队是要打仗的。自古以来，作战指挥员关注的焦点，在于其部队有没有战斗力、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也就是军事指挥问题。然而，对军队统帅而言，对军队关注点已超越一时一地一役的胜败，更集中于对军队的整体掌控和政治目标的实现，也就是政治领导问题。为确保政治领导，军队统帅通常会对军队的作战、建设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统一安排，有时难免会与军事指挥要求发生矛盾；而作战指挥员为更好进行军事指挥，也常借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削弱或排除政治领导。从本质上看，军事指挥是为了打赢，政治领导是确保忠诚。二者如何融合统一，一直是旧军事文明形态下难以解决的历史难题。无论是南宋著名将领岳飞因“莫须有”罪名被杀，还是朝鲜战争中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解职，都是这个难题的典型体现。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使党和军队在思想、组织、使命、目标上实现了深度融合，从而有效解决了政治领导与军事指挥难以统一的历史难题。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始终对党绝对忠诚，这与历史上的旧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旧军队的忠诚始终是相对的、模糊的、暂时的，变节叛变屡见不鲜。但在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党组织成为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战斗堡垒，官兵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对党保持绝对忠诚。这种忠诚，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始终对敌保持常胜。与旧军队主要依靠物质刺激打仗、战斗力比较脆弱不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塑造了军队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铸就了军队强大的组织性和凝聚力，并最终体现为强大坚韧的战斗力。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一路走来，人民解放军不愧为正义之师、威武之师、常胜之师。

　　习近平主席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这个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在于它从性质上改变了军队的属性，从功能上改变了军队的定位，从制度上强化了军队的领导，从思想上塑造了军队的忠诚，从组织上保证了军队的强大。从这个意义上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有效克服了旧军事文明形态的各种痼疾和矛盾，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建军治军、强军兴军之路，创造了人类军事文明新形态。

　　（彭云，陆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