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之道，本出于一，出自于生而向善的本性而已。文武之道之于社会，如手足之于人体，文之道，偏重调维内部关系，如足之蹈踏；武之道，偏重消弭外在威胁，如手之搏击，其济世的功用不分轩轾。

　　人类文明早期，在内困外忧的严酷环境中，每一族群的全体成员自然凝为一体，胼手胝足，文武并用，推动社会进步。文武之道出于一的内涵由此得以呈现：一则是“文经之，武纬之”，指向人类整体层面的文武统一。无论选择文的路径还是武的手段，一切为了生存发展的终极追求。二则是“武为表，文为里”，落在个体才能层面便是文武相济。上至天下共主、一方君长，下至族群首领、家庭成员，无不肩负引领民众和保护亲族的大任。军人平时做些耕读渔樵的营生，一旦战事起，多能执戈上阵，视死如归。他们深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战阵中的军人因生存危机激发出的战斗精神，已令天地失色。

　　五帝时代，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域在政权嬗递中不断扩展，多元文化从八方融入，天下一体的观念深植人心。传说中的王者以武取，以文治，其目标恒久而具体，不外乎内亲睦九族，外合和万国。所谓“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鱼生之”。历史反复证明，民为水，军为鱼。军队生命力之源在于民意，文武之道扎根于万民之心，早期的王者之师必聚合天下正义的力量。夏、商两朝，桀、纣残暴，百姓怨望，军心大失。商汤得3000方国的支持，剪灭夏桀。周武王团结800部族的力量，诛杀纣王。“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商汤和周文王虽有文武之才，但倾覆旧世界的支点唯天道人心而已。

　　西周分封后，周王直属的六军主要由贵族子弟组成。封地较远的诸侯军队包含诸侯亲兵和卿、大夫私属武装。周王室和诸侯公室均设卿、大夫，既管理政务，也接受王公之命出征。西周时期，对大、小贵族的综合能力，有文武兼备的期许，要求掌握六种基本才能，其中，礼、乐是以崇高的仪式激励军心，射和御直接培养作战技能，书和数则囊括打仗所需的参谋技能。贵族修习六艺便能精通文武，应为终生不辍的功课。周初的周公姬旦、太公吕尚便是书剑相配的代表人物。他们出则领兵，入则治国。《周易·系辞下》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文武之道，亦天下大道，亦人心之道，既凡微且神圣，军人得其指引而思虑家族社稷，格局大者心系天下苍生。无论如何，军队不会成为无条件服从的杀戮机器。

　　时至春秋，周王室衰微，诸侯以强并弱，地域势力日盛，更多的军队养在诸侯国中。管仲相齐，集中居住在士乡的“士”具备贵族身份，成为齐国军队的主要来源。孔子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诸侯国一般实行“军将皆命卿”制度，卿大夫既是平时的政务官，又是战时的带兵人。终春秋之世，未见贵族不能武事者，也未见文武确实分职的痕迹。除少量平民参军外，卿、大夫还拥有宗族成员和依附人口组成的私属武装，齐相晏婴自云“待婴而祀先者五百家”，晋卿郤克曾计划动员“私属”攻打齐国。春秋时期，从军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职责，贵族男子以当兵为本分，因为关乎个人荣誉和家族兴衰，周王、诸侯国君、卿、大夫、士，悉数披甲参战。然而，历史的主体是人民。诸侯间相互征伐大多为争夺人口、土地和财富，民众多不情愿参与到这种非正义的战争中去。

　　纵观中国历史，春秋与战国如同各具奇观的双峰，然而却又似断裂的两岸。《左传》终笔于公元前468年，其后“凡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文阙疑（轶），考古者为之茫昧”。有几多重要的历史信息被埋藏在这133年里，至今无法探索。史乘恢复记载时，中国社会结构已发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世家大族多数逐层倒塌，硕果仅存的诸侯、卿向专制君主转化。

　　为适应政治和军事分工的需要，战国列强相继置“相”“相国”“相邦”“丞相”“令尹”“大宰”为“百官之长”，又设“上将军”“大将军”“上柱国”为武官之首，将相殊途意味着专司作战指挥的军令系统分离出来。战国的文武之才无标准可厘定，谁出价高，就为谁尽力，这在客观上为庶民入仕大开方便之门。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猛将白起、王翦出身平民，名相蔺相如、李斯原本小吏，其他如苏秦、张仪、范雎这些辉映青史的人物，尽为来自民间的贫鄙之士。“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文武分职又使得文臣武将间相互牵制和监督，有效防范了王权旁落。秦昭王时，既已出现以文制武的迹象，秦相范雎不愿看到武安君白起再立新功，借王权之力多方压制，白起终因不愿接受摆布而自刎。

　　由于战争规模空前扩大，各国往往把未成年人强征入伍，以应战争急需。长平之战中，秦国发河内15岁以上男丁悉数奔赴前线。除征兵制外，各国还兼行募兵制，魏国的“武卒”、齐国的“技击”、秦国的“锐士”等，都是经过严格考选的精锐部队。“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诸侯国通过变法，确立以爵禄奖励军功的制度，激发出士卒的巨大潜能。然嗜杀人者亦被杀，杀人与被杀，皆违背人性。列国穷兵黩武，使得兵源几近枯竭，厌战情绪在百姓间滋生蔓延，当政的君帅反而假以小的恩惠，鼓励百姓赴死。吴起为士卒吮疽，乃母闻而哭诉：“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连年的兵燹，加速历史进程，但也导致很多家庭绝灭。战国七雄中，以秦的军功爵制改革最为彻底，商鞅变法的理论依据是“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其政治逻辑是“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小民处于贫弱屈辱的境遇，晋身之阶唯有战场杀敌一途，出于对爵禄、田宅等物质利益无休止的贪欲，士卒逐渐被塑造成对生命淡漠的杀人工具。随着灭人之国的巨大胜利接踵而来，秦的统治阶层在轻民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一支只知为追求军功而战的军队，虽实现天下定于一的结局，但终究行之不远。

　　秦统一中国后，安全威胁依然存在。公元前214年，始皇帝明面上宣扬“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私下里不得不“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征用流民、罪人等社会下层人员从军，军队的成分发生颠覆性变化。军人基于荣誉和责任的牺牲精神几近丧失，百姓望之如云霓的仁义之师不见了踪影。社会歧视武人的畸态认识自此落地生根。尤为甚者，秦的酷烈，使得六国的仇恨难以消解，“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天下苦秦久矣”，百姓的心意是驱动历史进步的原生力量，民意的火焰一旦被触发，任何强权瞬间便会灰飞烟灭。秦因军功强国，亦因军功走向“瓦解”。

　　西汉王朝初立，天地为之一新，虽称“布衣将相之局”，但汉以后的文武制度基本承袭秦朝。王夫之《读通鉴论》云：“若以古今之通势而言之，则三代以后，文与武固不可合矣”。考察此后两千多年，公天下与私天下嵌套，治乱交替，公消私长，专制制度不断加强，文武关系与军人地位的变化有两条规则可循：

　　一是文武关系向以文制武偏离。柳宗元《封建论》云：“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历代开国皇帝，高居朝堂之上，却不得不面对以文治管理天下、以武功辟疆拓土的责任。郡县制的推行，摒除裂土分封固有的离心之弊，使天下同治、华夏一体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朝廷尽可能网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与此同时，专制皇权一直抱守“君为主，天下为客”的执念，“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帝制延续两千年，天下英雄分为文官和武臣。文官掌握“批判的武器”，却很难凝聚成压倒性力量。武臣一旦发动“武器的批判”，必有江山易手之虞。出于基业永固的考量，专制皇权刻意设计出文高武低、以文驭武的制度，愈往后延，皇权对文官的倚重愈甚于武臣。即便是武将出身的宋太祖，从不掩饰对文官的偏私，“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天下为私的政治观念主导下，专制政权宁愿将武臣塑造成耍抢弄棍的莽夫，也见不得精神自足的铁血军人。

　　不论哪个朝代，当公天下与私天下不再统一时，军人须在报效天下万民与报效专制皇权之间，给出坚定的选择。真正有灵魂的军人心中自有乾坤在。与文官对比，武臣的济世情怀并无二致。文武分职不能等同于军人与非军人的区分，严格意义上理解，文臣领武事，便获得军人身份。诸如杜预受封镇南大将军、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王守仁巡抚南赣，皆属此类。他们肩负的保国安民职责，与起于行伍之间军人比较，未曾有分毫的差别。“根深而木长，木长而实生之。”对于优秀军人而言，根是济世情怀，木是制胜能力，实是辉煌战绩。然而，历代专制王朝偏于一家一姓之私，在以文制武的歧途上越走越远，意图剥夺武臣群体的精神家园，甚至视之为不识礼义的豪猪健狗。武臣则以逆反情绪相报，其贪恋富贵、粗鄙嗜杀的莽夫形象持续向恶性演化。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持续两千年尚武精神的缺失，公消私长的时势使然。

　　二是军民关系周期性恶化，军人地位堪忧。良人远征从来都是平民之家的噩梦。汉武帝时，选关西六郡良家子弟组建期门、羽林二军，为国捐躯者的遗稚还要继续效命，称为“羽林孤儿”，而在巴蜀地区竟然出现宁可自杀也不应征的事件。朝廷不得已，开始发囚徒和雇佣外族人充军，这样的士兵容易遭到一般清白自守良民的轻视，出现兵与民相互隔离的局面。“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民谚不知起于何时，但这种鄙视军人的心理则由汉时开始发生。隋唐之后，功名利禄将适龄的优质人口引上科举之路，“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的尚武精神沦丧殆尽。17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各城镇人口蕃盛，成千上万生于温饱之家的生员或秀才，竞相“披妇人红紫华服”招摇过市。而在此时，卫戍北京城的三大营兵额空缺，将领们便以市井无赖和家奴充数，那些老弱残兵“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被传为笑料。

　　纵观历代王朝，军政腐败和军纪放纵是军队的通病，兵匪不分是军民对立的最坏结果。南宋岳飞治军先正己，不爱钱、不惜命、“不以一物累其心”，麾下有“部众十数万，本四方亡命、乐纵、嗜杀之徒，皆奉令承教，无敢违戾”。在兵匪一家的动乱社会里，能做到“所过民不知有兵”，而百姓“闻为岳家军过，则相帅共观，举手加额，感慕至泣”，军队得到如此爱戴，诚为历史奇迹。明代戚继光曾言：“用兵非要功也，以安民也。”他教育士卒：“凡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那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语虽直白，却道破天地间至理，可直抵官兵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