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生态伦理是实现这种转型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然而，目前的生态伦理研究往往受制于西方文化，将研究主题集中于自然价值等形上问题的论证和探究上。这种探讨对于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使他们遵守基本的生态道德规范有一定价值，但如果不改变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界依然将会沦为资本逻辑发展的工具。可以说，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掩盖了生态危机的现实根源。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根据，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为生态伦理思想奠定科学基础。

　　生态伦理思想最早产生于西方，为应对生态危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观，将伦理观念从动物解放论或权利论、生命平等论拓展到生态价值论，试图证明自然的内在价值，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初衷是反抗人类中心主义对待自然价值观的独断，认为自然不仅具有满足人自身需要的工具价值，还包含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评价与偏好的内在价值，无论动物植物乃至所有自然存在物都拥有内在价值的基本特征。然而，这种反抗不仅没有驳倒人类中心主义，反而演变成自然中心主义，围绕保护自然的道德根据究竟是人的内在价值还是自然的内在价值这一话题形成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为了解决这一争论，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没有转变观念，反思造成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资本逻辑，而是寻求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价值整合，要求人的行为遵守生态道德规范，但对为什么保护自然以及保护自然的道德根据是什么，没有做出合理解释。随着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人们也看到了生态道德规范的局限性，即只重视行为，没有深入生态道德主体的内在品格。因而需要养成尊重自然的生态德性，唤醒生态意识，催生生态理性，形成生态人格。但如何实现依然是具有空想性的乌托邦，难以解决人类与自然何者为中心的话语之争。然而，带有悖谬意味的是，存在内在冲突的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却被西方文化奉为价值圭臬和道德样板，打着普世主义的旗号，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应该承担更多道德责任。殊不知，正是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局限在中心主义的话语模式之中，抽象地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打着人类中心主义不可超越的价值神话，尝试解决无法解决的虚假问题，掩盖了西方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背后资本扩张的现实本质。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受无限增殖的利益驱动，无节制榨取自然资源，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

　　尽管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家最早反思生态危机，但他们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引入了中心主义话语模式的内部争论，遮蔽了生态危机的实质。虽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没有爆发生态危机，但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生态性的本质，指出正是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张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无疑，相对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打破了人的依赖性，激发了人的主体性，创造了巨大生产力，但其以追求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的生产方式，需要资本积累扩张，不断占有和利用自然资源扩大再生产，必然与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有限性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的无限增殖与生态环境产生对立冲突，最终演变成人对人的控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生态性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资本的效用原则使人们追求最大化经济效益，把自然界作为可资利用的对象，以满足人类有用性的需求。马克思指出，人类最初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生产范围狭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再以满足自身为目的，而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这就需要“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以物的依赖性为纽带，突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形成社会的普遍交往；另一方面，生产活动“追求生产内容的全面性，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展现出资本的强大力量，将“自在的自然”转化成“人为的自然”。其二，资本的增殖原则决定了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经济利润，就要不停地扩大再生产，必然吸吮更多活劳动参与其中并消耗大量自然资源，以实现资本不死的神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限扩张并非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而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一方面，“资本是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像吸血鬼一样榨干劳动者的生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的无限需求与自然界的生态承载力之间产生难以调和的根本矛盾。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不仅制造了人与自然界的根本冲突，也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造成生态危机与人自身的社会关系危机并存的双重后果。

　　相对于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有清晰的议题、概念和逻辑论证，马克思确实没有进行这种专门的生态伦理研究，但他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生态性本质的揭示，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尊重事实、与时俱进的真理性品格。生态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关乎全人类的命运。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局限于西方话语，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维护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马克思所处时代没有发生生态危机，但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预示了生态危机必然产生的现代性后果。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没有单独思考自然，而是与人的生产活动紧密关联，从事实出发，以实践为基础，辩证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彰显了生态伦理思想的真理性，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了科学指导与价值指引。

　　生态危机不只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还是人类社会的关系危机。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支配，才演变成人与自然的根本性冲突。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割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试图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却漠视回避甚至否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将虚假的人类中心主义命题当作论证的基本前提，致使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之间陷入无意义的争论。马克思不是抽象地讨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考察，认为自然不是外在于人，而是“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撇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无意义的。

　　解决生态危机，凸显生态伦理思想的真理性，重点不完全在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深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诉诸人的实践活动，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观点有助于扭转抽象的思维方式，使生态危机“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要通过社会实践消除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达到自我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