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要紧密结合经济舆论形势，直面一些典型的错误论调。在批判错误论调过程中，要阐明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走向更加光明前景的逻辑。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体两翼。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是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有力支撑。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行稳致远，在于我们党持之以恒地推动共同富裕塑造的中国经济强大韧性。这种强大韧性根植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映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并进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从概念生成与理论完善看，新质生产力无不体现出明显的区域协调发展印记，这体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遵循从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从输血到造血的进路：科技赋能跨行业融合，进一步做大蛋糕；聚焦新质生产力形成条件，向欠发达地区倾斜资源；改革配套制度设施，畅通地区良性循环。批判唱衰中国经济若干典型论调形成了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应有之义。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并进，型构了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现实支撑。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呈现了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实践方略。

　　基金：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类）重点项目（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课题基金项目）“‘中国精神’的历史渊源及其新时代新形态研究”（23JDTCA058）;2024年度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课题“上海践行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内涵、评价体系与推进路径研究”

　　关键词：中国经济光明论;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经济韧性

　　作者简介：魏崇辉，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李垠辰，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当前，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离不开发展新质生产力。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2023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2]。2024年1月4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强调“要围绕增强信心、凝聚共识构筑主流舆论新态势，持续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3]。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4]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5]。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守正与创新，是党领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深刻理论洞见与实践经验的凝练总结，为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也为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指明了方向。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新质生产力概念引发了学界研究的热潮。截至2024年4月10日，以“新质生产力”为题名收录于中国知网的文献共计2 795条，其中期刊688条。基本的研究进路包括如下方面：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路径等研究。《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一文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时代科技革命大潮、把脉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掌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战略主动与历史主动”中提出来的[7]。《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一文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生成背后的大国竞争因素[8]。二是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研究。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既有“理论、体制、市场和产业”优势条件，又面临“科技投入不足、产业基础有待强化、制度环境不健全和人才支撑不够”关键问题，必须坚持以自主创新为经济发展“新引擎”、以智能数字为经济发展“新介质”、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为“新阵地”并培养新质生产力急需的人才“新素质”[9]。《人民论坛》策划刊发了“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系列论文[10]。三是基于特定视角、具体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研究。比如，《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11]、《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教育贡献——来自首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启示》[12]、《全球供应链空间重构下的中国外贸“三新”：新格局、新动能与新质生产力》[13]等文献开展了具体研究。

　　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要紧密结合当前经济舆论形势，直面一些典型的错误论调，在批判错误论调过程中阐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逻辑。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历经各种困难挑战才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我们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让中国人民不断过上更好生活，也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我们有这个底气和信心。”[14]会见中的美方人士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卓越领导下，中国致力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14]同时，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要着眼社会主义本质展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作为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有利于共同富裕的生产力形态。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体两翼。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同时需要讲清楚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的逻辑。已有批驳唱衰中国经济论调的学术成果，主要“以中国道路驳西方‘唱衰中国’‘做空中国’”[16]，指出“中国经济将持续向好——唱衰中国经济的许多论调是错误的”[17]，但尚未见到结合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从批判唱衰中国经济的若干典型论调入手，在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语境下讨论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议题，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二、批判唱衰中国经济若干典型论调：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题中之义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时有所谓“中国经济舆论刺激论”“中国经济矛盾爆发论”“中国经济见定论”等不符合实际的论调传播。最新论调之一是，2024年4月10日，“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报告，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不变，但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18]。唱衰中国经济诸多论调，虽然话语及叙事体系上不尽相同，但本质上一致：或出于对中国经济的认知偏见，或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焦虑心态的呈现，或别有用心。现代经济是信心经济。唱衰中国经济的若干典型论调就是试图通过刻意制造恐慌情绪，搅乱我国经济发展。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首先，要立足中国经济实际，以翔实的数据、清晰的逻辑、有力的论证回击这些唱衰中国经济的若干典型论调。更进一步，要阐明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走向更加光明前景的逻辑。无论是“中国经济舆论刺激论”，还是“中国经济矛盾爆发论”，都指向“中国经济见顶论”。

　　（一）“中国经济舆论刺激论”批判

　　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是提振信心底气、扎实做好经济工作的合理举措，但被一些人解读为所谓“中国经济只能依靠舆论刺激”，产生了不良影响，须澄清说明。有人士声称，“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是强行利用舆论手段刺激经济增长，违背了经济运行规律，并企图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在这样的论调影响下，一些人声称若经济本身健康，则不需要通过加强宣传来提振信心，甚至采取“低级红”“高级黑”的方式将政策简单化、庸俗化，隐蔽地进行攻击抹黑[19]，其意图不过是暗指中国经济光明论不符合客观事实。

　　实际上，这样的观点不仅有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且不符合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规律。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加强经济宣传，提振市场信心，能营造良好的投资与消费氛围，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信心来自于对经济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认为信心只来源于市场本身的看法是片面的，抹杀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另一方面，重视宣传历来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传统。列宁指出：“必须积极地同严重腐蚀人们意识的合法的‘批评’作斗争。”[20]一些外部势力持续炒作“中国崩溃论”等论调，特别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西方国家为遏制我国发展，加紧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舆论攻势，我国与之斗争的方式就是要积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所谓“中国经济舆论刺激论”，其实质就是在舆论宣传上搞双重标准，一边无视西方舆论输出，一边从根本上否定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舆论基础。

　　（二）“中国经济矛盾爆发论”批判

　　一些宣称“中国经济矛盾爆发”“中国经济复苏艰难”的论调在舆论场时有传播，其核心观点与此前一些论调高度相似。其实，类似论调自20余年前便有端倪，并随着2001年《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出版达到顶峰，后时有沉渣泛起。然而，这些论调经不起仔细推敲。一方面，“中国经济矛盾爆发论”所提及的部分社会现象，多为一定时期内较为突出的问题，如今已得到较好治理而不再具备论据时效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矛盾爆发论”将所谓经济矛盾上升到政治体制，将其归咎于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并称若不通过改革消弭矛盾根源，中国社会将走向“崩溃”，带有明显的偏见。

　　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党的队伍的纯洁性、政府行政效率均得到很大改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SS2011、CSS2021）数据显示，2011年民众认为地方政府在廉洁奉公、惩治腐败方面做得“比较好”和“非常好”的合计占比33.3%,2021年这一数值为72.04%[21]，有显著提升。贫富差距问题的逐步解决亦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88降至2.45[22]。上文所提中国经济矛盾在这10余年间已得到逐步解决，时至今日一些论调重提旧事不再具有说服力。

　　第二，所谓“中国经济矛盾爆发论”因带有严重偏见而做出错误归因。所谓“中国经济矛盾爆发论”声称上述矛盾的根源在于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强大的“控制力”，并据此提出“药方”。一是“中国经济矛盾爆发论”错误地将破坏市场平等竞争和贫富差距归因于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垄断”。事实上，“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国有企业……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强大能量不容忽视”[23]。二是“中国经济矛盾爆发论”混淆了合法的公权力与滥用的公权力的区别，其将少数私人行贿、腐败分子受贿破坏市场公平的违法行为推至整个政府与国有企业，将党风廉政问题置换为根本制度问题，这既寻错了“病根”，又开错了“药方”。事实上，正是因为党强有力的领导作为政治保障，脱贫攻坚事业才能顺利推进；正是因为新型举国体制的实施，新兴产业才能够突破西方重重封锁而崛起。

　　（三）“中国经济见顶论”批判

　　近年来，西方一些政客、专家和媒体又开始炒作所谓“中国经济见顶论”，其实质是“中国崩溃论”的翻版。若不及时澄清这种论调，可能导致放大市场悲观预期、降低外商投资意愿、刺激股市剧烈波动等不良影响。比如，英国《经济学人》2023年5月以《PEAK CHINA？》（《中国经济见顶了？》）[24]为封面标题的文章声称，中国过去70年实现了“和平崛起”，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达到了顶点，如今这一切将因劳动力减少、老龄化加剧、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等因素而结束。该文将中国过去经济取得的成就归结于与美国关系良好和廉价劳动人口，并据此反推得出中国经济将见顶的结论。有外媒“认为中国发展前景黯淡，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演变趋势已经停止”[25]。这样的论证建立在错误的论据与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片面声称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崛起完全是因为与美国关系良好，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恩赐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国崛起归根结底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人民的勤劳奋斗，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次，党的十九大报告已作出重大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26]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时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这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发展以新质生产力为动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自“十四五”规划实施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8%[27],202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28]。在发展方式转变时期，202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仍保持5.2%的增速，高于全球3%左右的预计增速，这显示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劲动能。由是观之，《经济学人》提出的“中国经济见顶论”的论据本就存在问题，其结论自然不能成立。

　　在“东升西降”愈发明显，但“西强东弱”仍是事实的大趋势下[29]，所谓“见顶论”主要目的在于降低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预期，影响国际资本回流中国的趋势。有学者粗略梳理，自改革开放以来，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至少泛起过五轮[30]。当前，不能因唱衰论调使投资者丧失对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信心，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能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舆论保障。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并进：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现实支撑

　　对错误论调的批判，首先要讲清楚其错在哪里；还要讲清楚我们对在哪里，为什么是对的。从根本上来说，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是因为中国有光明的经济可以唱响。回击各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最有力的论据是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光明的事实。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指出：“我们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让中国人民不断过上更好生活，也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我们有这个底气和信心。”[14]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是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有力支撑。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行稳致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党持之以恒地推动共同富裕塑造的中国经济强大韧性。这种强大韧性根植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映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并进上。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同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作为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共同富裕是“富裕”与“共同”的统一。其中，“富裕”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则是对生产关系性质的反映。共同富裕内含社会主义语境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的有机统一：“富裕”为“共同”提供基础，“共同”反哺“富裕”的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体两翼。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随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而不同。共同富裕是分阶段实现的过程。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也能够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包括推动共同富裕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我国的新质生产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是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为目的的生产力。

　　其一，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的先进生产力，是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1]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此，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虽然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在此情境下，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应运而生。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东北地区实现“弯道超车”开出了良方，为欠发达地区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指明了方向。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其以科技创新为内在驱动，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代表了生产力演进过程中的能级跃升，与之相适应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组合将同步跃升。这意味着，欠发达地区不必非走劳务输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先污染后治理等老路，而可以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跨越发展级差。当然，这要求发达地区为其提供科技、教育等资源的帮扶，也要求当地政府转变发展思路、破解体制机制障碍、组织起合理的生产方式，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做好制度保障。这是推动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新路径。

　　其二，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包括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制造工艺以提高产品附加值，赚取超额利润，获得更多剩余价值。这不仅将导致个体间的贫富差距，还将导致发展不同产业的地区间的贫富不均。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资本主义没有能力解决贫富差距。恩格斯曾批评道：“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32]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规定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与之相反，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包括推动共同富裕。在国家统筹下，光伏发电、大数据计算、特色农业等新兴产业充分发挥欠发达地区资源优势，正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二）共同富裕的推动反哺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共同富裕表现为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劳动时间以及在这个时间内创造的发达生产力”[33]。共同富裕既是发达生产力的结果，又是原因。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共同富裕有利于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求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这个角度看，共同富裕需要促进教育公平[34]。同属于公共服务的教育与基建的均等化，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夯实基础。产业协同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形式与载体。推动共同富裕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反哺，可以通过教育共富、基建共富与产业共富实现。

　　其一，教育共富推动人口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

　　具备科技创新能力的劳动者能够更好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要求，“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35]，成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主体力量。欠发达地区有丰富的人口资源。2021年，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合计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为59.93%[36]，但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却落后于东部大部分省份。推动发达地区的创新龙头企业和高校与欠发达地区结对协作，不仅能帮助欠发达地区培养更多当地人才，且能为发达地区吸收人才提供机会，实现教育共富，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人才支撑。

　　其二，基建共富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当前，劳动资料发生了质态上的新变化。

　　“人工智能+”再造了新质生产力的基础设施。新质生产力发展呼唤新技术与新业态融合而成的新型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在欠发达地区能够发挥更大的边际效用[37]。根据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发达地区由于建设新型基础设施较早，因此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有所衰减。相反，欠发达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市场留白较大，发达地区能为其提供已有的成熟技术和建设经验，在为自身创造收益的同时释放欠发达地区发展潜力。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在欠发达地区的应用具有显著的后发优势，可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在当地的发展。

　　其三，产业共富推动区域优势的发挥。

　　借助于新型生产要素，新材料、新能源、数据等释放出巨大的潜能。欠发达地区所具有的独特地理环境特征，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甚至可能转化为后发优势。以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为例，丰富的电力资源、优质的冷却环境与充分的政策优势等吸引了华为、电信、腾讯等企业携先进技术入驻[38]，实现了双方互惠互利。再如内蒙古的风力资源、新疆的光照资源、云南的矿藏资源、贵州的中草药资源等，具有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光伏发电、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产业的独特优势，可吸引发达地区企业入驻开发。通过产业共富，这些地区推动发展对口的新兴产业，加快基于产业协同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的新质生产力将塑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将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

　　四、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实践方略

　　从概念生成与理论完善看，新质生产力无不体现出明显的区域协调发展印记，这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各区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做大、分好蛋糕，推动共同富裕，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5]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呈现了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实践方略。

　　（一）科技赋能跨行业融合，进一步做大蛋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4]。新质生产力之所以有别于传统生产力，在于其中高科技要素占比较高，带动产品附加值增长，其特征为高科技含量、高生产效能、高产品质量。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赋能实体经济，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高生产总值的关键。尤其是要积极探索科技赋能金融业、信息服务等行业的路径，在跨行业融合中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做大蛋糕，推动共同富裕。

　　其一，科技创新与金融产业的融合迸发出巨大生产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持力度”[2]。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提出：“加大对科技创新、‘专精特新’、绿色低碳、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等重点领域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39]金融业要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定制化的金融产品，满足它们在研发、生产、销售各环节的融资需求，实现科技创新链条与资本链条的有机结合。要在金融业中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稳定投资机构对新兴产业的预期。

　　其二，信息服务在疏通新质生产力堵点卡点中具有重要作用。

　　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环节，是科研成果的成功转化。绝大多数小微创新型企业对产品定位、运营周转、市场预测等缺乏经验，有可能会偏离市场方向，乃至做出错误的战略决策[40]。大数据赋能的信息服务对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至关重要。政府要引导有信息咨询需求的小微创新型企业主动寻求对接信息服务机构，通过搭建平台、充当纽带等形式为企业提供信息支持。

　　（二）聚焦新质生产力形成条件，向欠发达地区倾斜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4]，汇聚和组合劳动、知识、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但比较而言，欠发达地区往往对高素质人才和高科技企业不具有足够强的吸引力，这是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痛点难点。要充分发挥推动共同富裕中的制度优势，聚焦新质生产力形成条件，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创新资源。

　　其一，支援新兴产业相关专业的人才和教育资源。

　　“引不进，留不住”是欠发达地区人才缺乏的基本情况，这需要从培养和引进两头发力。一方面，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教育经费、师资力量等教育资源的投入，特别是加强高校中与新兴产业相关的重点学科建设，为当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通过各类优惠政策吸引高素质人才落户、支援、服务欠发达地区，特别是选派发达地区政府中富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协助当地开展产业规划、招商引才、园区建设等工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外在推力。

　　其二，援建新兴产业所需的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包括网络、算力等。新兴产业多以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依托，此类基础设施为其提供通信和数据上的保障。二是融合基础设施，包括工业物联网、交通物流、智慧能源等，其适应了“新四化”[41]同步发展的导向，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借助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三是创新基础设施，包括支撑科学研究、产品研发、科教融合等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这类设施处于创新链前端，对当地新兴产业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其三，完善吸引高科技企业进驻的补贴政策。

　　加大对创新企业的财政补贴力度，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常见建议。然而，有的欠发达地区之所以对企业吸引力不高，原因之一是自身经济水平不高，财政补贴力度较小。建议依托省际间结对帮扶制度，切实发挥“先富带动后富”作用。发达省份政府还可以通过组织招商推介会、牵头技术园区结对合作等形式，推动本省新兴产业落地对口省份。

　　（三）深化制度改革，畅通地区良性循环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扶贫工作时曾指出：“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42]推动共同富裕不能止步于“输血”，更要提高欠发达地区“造血”能力，改革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欠发达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样要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其关键是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促使各类先进生产资料汇集，为形成市场良性循环提供制度保障。

　　其一，结合本地实际，落实好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制度。

　　各个地区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选取符合本地优势条件的新兴产业前瞻性规划发展。特别是重大投资和工程建设项目，要充分听取专业意见，杜绝“拍脑袋”“邀政绩”“跟风”式上马不合理的项目，甚至导致政府债务增加。政府债务的增加有可能“通过挤占信贷资源、诱导企业金融化抑制企业发明创新”[43]，导致“重数量，轻质量”的扭曲补贴政策出现，这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其二，优化创新营商环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在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营经济同样在促进就业、税收贡献方面乃至推动共同富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各级各类企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比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具有精细化、专业化、特色化等特点，必须抓住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契机。这需要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针对融资难等问题，要完善融资支持政策制度，落实公平竞争，弘扬企业家精神，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

　　其三，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以市场评价促进创新创造。

　　完善知识、技术、数据等先进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新型生产关系改革的重点是处理好新质生产力领域的市场与政府间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要严格把关申请补贴企业资质，对小微创新型企业要“扶上马，送一程”。

　　五、结语

　　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批判唱衰中国经济典型论调，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包含阐明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走向更加光明前景逻辑的内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生产力，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重要目标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体两翼。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是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有力支撑。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行稳致远，在于我们党持之以恒地推动共同富裕塑造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这种强大韧性根植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映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并进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就是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

　　从概念生成与理论完善的历程来看，新质生产力带有浓厚的区域协调发展印记。这本身集中彰显了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愿景。习近平总书记透彻阐明了关于共同富裕一系列根本性、原则性、方向性问题。对于如何进一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他强调：“要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4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45]共同富裕还有其他的考察维度，学界可以作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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