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在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的中国已经开启了人口老龄化进程。其中2010年，既是中国经济增速由高速转为中低速的“拐点”年份，同时也是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由升转降的“拐点”年份。作为人口大国，如何充分挖掘中国人力资源的潜力，如何延续人口红利，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

　　一、2010年中国经济同时出现三个“拐点”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快速增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成功地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位居首位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成为1978年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工作重心，由此劳动者的积极性得以释放，生产要素资源实现合理、优化配置成为可能。然而，如果仅停留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层面，来理解以往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增长最终需要通过生产要素的投入才能够实现。在宏观经济层面，生产要素可划归为资本和劳动两大类。其中，资本投入增长的潜力与国民储蓄率有关，劳动投入增长的潜力与劳动年龄人口状况有关。因此，分析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国民储蓄率和人口结构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图1是1979-2020年期间中国GDP年度增长率的数据曲线，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轨迹。图1显示，在1979-2020年的40多年时间里，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2%，表明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总体上实现了快速增长。在不同的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是不同的。总的看，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呈现的是有较大波动性的高速增长，其中1979-2010年期间的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1%。

图1 1979-2020年中国年度GDP增长率曲线（%，按不变价计算）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表3-4。

　　在2010-2020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6.8%。2010年可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低速的“拐点”年份。

　　经济理论表明，经济增长的潜力同国民储蓄率及人口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图2是经过标准化处理的1982-2020年期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以及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数据曲线图。图2中的两个数据序列的均值为零，方差为1，但是二者的相关性不变，由此便于观察两条曲线的变化趋势。图2显示的两条曲线的总体形态是趋同的，特别是两条曲线的“拐点”均出现在2010年。

图2 1982-2020年中国国民储蓄率和15-64岁人口比重数据曲线

　　注：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1》表2-4和表3-10。

　　结合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拐点”的年份，这意味着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国民储蓄率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这三条数据曲线变化趋势的“拐点”，均出现在2010年。三个“拐点”出现在同一年，这是巧合还是表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系？由于数据经验的情况并不能表明有关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因果关系的论证需要以符合一定逻辑关系的理论为基础，因此对此问题的回答需要从逻辑上明确人口结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事实上，国民储蓄率是连接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变量。

　　二、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实际上，图2中的两条曲线的情况表明，1982-2010年期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期。经济中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概念，指因人口结构年轻化而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状态。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1998）二位学者，在研究1960-1990年期间东亚（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奇迹后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相对较快，由此产生了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高国民储蓄水平的情况，这是导致这些区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结构年轻化而产生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状态，并不需要以改变经济中的其他因素为条件，因此人口结构年轻化对经济增长如同自然而得的一种“红利”。

　　图2显示，在1982-2010年期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总体上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在此期间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数量是处于显著增加的状态，因此在此期间中国劳动力的稀缺性是不断下降的。即，此期间的中国劳动力资源不构成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在此背景下，投资成为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此时的劳动力如同“蓄水池”中的水，投资则如同可以吸水的“海绵”，只要投资这块可以吸水的“海绵”投入到经济中，劳动力便可以被吸入到经济中。投资越多，经济中所吸纳的劳动力就越多，因此1982-2010年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为投资拉动型。

　　这种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其背后是以劳动力相对充分供给为基础的。根据图2表现出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曲线，同中国国民储蓄率曲线的高度相似性，不仅从数据经验方面验证了中国经济增长同人口结构存在密切关系的理论推断，而且也表明此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确得到了“人口红利”的支持。其逻辑关系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同投资有关，投资同国民储蓄有关，国民储蓄同国民储蓄率有关，而国民储蓄率同人口结构有关，从而经济增长最终同人口结构有关。

　　三、“老龄健康红利”概念的提出

　　传统的人口红利的内涵是基于对劳动力“数量”优势效应的认识而得到的。对其内涵可以这样通俗地理解：如果一个家庭中能“干活”的人多，而吃“闲饭”的人少，那么这是有利于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家庭成员结构。对应于现实的宏观经济而言，人口结构年轻化对应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由此经济处于劳动力供给相对充分和国民储蓄率提高的有利于产出增长的状态，即经济增长获得了人口红利。但是，这种基于劳动力数量优势而体现的“人口红利”的内涵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因为数量相同而质量不同的劳动力在经济中的作用必然是不同的。因此，如果不考虑劳动力质量的差异性，传统的基于劳动力数量优势来解释的人口红利的内涵是不完整的、不深入的。为此，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展了对包含人口质量因素的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直到目前，文献成果显示还没有建立起宏观经济层面的人口质量红利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理论，特别是还没有对人口质量红利乃至人口红利的概念给出严谨的数学方式表述，而主要是限于定性的论述。

　　在老龄社会中，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福利支出增加从而挤压储蓄空间。这一效应对应的结果是，人口老龄化降低国民储蓄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提升。如果考虑人口健康的因素，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可以减弱的。具体地说，如果考虑人口健康的因素，那么一些老年人口因为身体健康而可以直接或间接成为劳动力。这种效应等同于经济中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由此产生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提升国民储蓄率，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效应。而这种经济增长潜力的提升完全是由于加入老龄健康的因素而产生的，因此可归结为经济增长获得了“老龄健康红利”。如果考虑人类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21世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许没有那样悲观。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是一种常态。如果能充分挖掘老年人口资源的潜力，不断提高健康老年人口比重，就可以取得老龄健康红利的效应。或者说，如果在老年人口中健康老年人的比重能够不断提高，则老龄健康红利的效应也会相应不断增大，由此经济增长潜力可以得到相应持久的延续。事实上，老龄健康的重要意义并不限于个人、家庭及经济增长，同时在减轻社会经济负担、节约医疗资源使用以及节省社会福利开支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健康不仅是对个人和家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宏观经济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人口健康红利”是“人口红利”的延续

　　健康老年人加入到劳动力队伍，等同于劳动力数量增加，即事实上等效于人口结构年轻化延续的状态。老龄健康可以产生提升经济增长潜力的“红利”效应。这种经济增长潜力的提升，并不需要经济中其他因素有所变化。此效应同样是经济增长所获得的一种意外“红利”，这实际是“人口红利”的延续。可见，老龄健康红利的本质是因老年人健康而成为劳动力，进而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种情况。

　　当今人类社会进入人口老龄化进程，根源于人类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结果。在这一结果的背后是人类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的效应。在现实中，健康不仅是影响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显然，一个健康的老年人不仅可以节省医疗费用，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而且还可以参与经济活动，甚至同劳动力一样成为创造经济增加值的劳动者。目前这些情况已是常见的景象：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仍然做着职业出租车司机的工作，或是企业的雇员，或本身是经营各种生意的老板，也可以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处于这种状态的老年人实际上是同当期的劳动力一样的。而形成此状态的重要基础，是这些老年人拥有健康的身体。

　　如果同样考虑劳动力健康的因素，经济中也存在着“劳动力健康红利”。例如，如果一个劳动力因健康状况非常好而经常延长其劳动时间，或提高其劳动强度，这时该劳动力的劳动量是高于一般劳动力的劳动量的。同样，如果一个劳动力因健康状况差而经常休病假，因此其可投入的劳动量低于正常健康水平劳动力的劳动量。而当劳动力健康水平普遍提高时，劳动力供给和国民储蓄率的水平同样可以得到“不期而得”的提高，由此产生促进经济增长潜力提高的效应。由于这种情况下的经济增长潜力的提高，是基于劳动力健康水平提高的效应，因此可将此效应称为“劳动力健康红利”。

　　考虑人口健康因素后，即可以得到“老龄健康红利”的概念，也可以得到“劳动力健康红利”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实际是对人口红利内涵的扩展。即，“人口红利”应包含“人口健康红利”，而“人口健康红利”是由“老龄健康红利”与“劳动力健康红利”构成的。这意味着，不论是劳动力还是老年人，其中任何群体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都能够产生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效应。这便是人口健康红利的效应，对此可归结为人口红利的延续。在21世纪老龄社会的背景下，通过不断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可以取得多方面的人口红利以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是具有非常重要现实意义的政策启示。

　　五、政策建议

　　健康是人类所拥有的无价资源。可以说，人的生命潜能的发挥，其健康状况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健康或使人的生命潜能得以超预期发挥，而非健康的生命潜能不仅发挥受限而且可能完全不能释放。在人口与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中，无论怎样评价健康的重要性都是不为过的。通过增加劳动力数量而取得的人口红利终将要受到限制和制约的，是终有尽头的。提高劳动力及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可以弥补劳动力数量增长减缓甚至下降的效应，由此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可以产生延长人口红利的效应。

　　“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减少，并不表明“健康”型“人口红利”也一定减少。在现实生活中，对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随着全体国民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由此可以取得源源不断的“人口健康红利”。在21世纪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的背景下，充分挖掘和利用人口健康红利和健康价值，近乎是惟一可使人口老龄化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和谐一致关系的可行路径选择。这也是落实“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所在。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要充分、广泛、深入地提高对不断提高国民健康水平重要性的认识。健康不仅对个人与家庭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经济社会发展同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是进一步挖掘和延续中国人口红利的具体途径，是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和谐一致性关系的关键点。

　　第二，加大促进国民健康的投资。促进健康的投资包括相关健身基础设施的投资、相关健康状况的检查与监测的机构与设备的投资乃至有关机制建设。国民健康投资如同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的生命周期角度看，健康投资对人的生命长度与质量都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健康的投资具有一定的替代医疗机构或医疗设备投资的效应，因此从全社会的层面看是可以起到减少国民经济总投资的效应。

　　第三，加强国家各层面促进人口健康的相关制度与机制的建设。如建立各个层面的鼓励进行健身强体活动的激励机制，将身体健康状况作为考核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发展状况的考核指标。促进健康，应从少儿阶段抓起，建立分别适用于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及老年人口的促进建立的制度、机制和方法。

　　第四，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建立老年人志愿者与灵活就业的机制。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面看，老年人口也是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特别是一些刚退休的老年人，一般都具有较丰富的从业经验，是可以挖掘的人力资源。劳动力的就业是长期性和系统性问题，而老年人口的再从业具有相对短时性和临时性的特点，在很多的情况下可以弥补劳动力就业的空缺，而不会与劳动年龄人口就业产生系统性冲突。

　　第五，高度重视和实际推动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源泉最终必然归结为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关键在于人的因素本身。在现实经济中，劳动生产率是体现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经济理论上可以证明，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具有提高国民储蓄率的效应。这意味着提高技术进步亦具有提高国民储蓄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技术进步是非常重大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都需要依靠技术进步加以解决。依靠技术进步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

　　（李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晓瑛，北京大学APEC健康科学研究院（HeSAY）院长、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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