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生产和贸易已经成为跨境贸易的主要方式，中国正积极推动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要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这要求提升中国进出口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2023年12月25日，商务部等10部门发布了《关于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的意见》，指出要“鼓励开展高附加值产品加工贸易”，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工贸易发展”。未来中国加工贸易在规模、质量和结构等方面都将全面升级，全球价值链位置也将向更高贸易获益能力的方向攀升。

　　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并提高链上地位，也是推动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重要渠道。根据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特征，与价值链中部的加工、制造和组装等环节相比，更接近初始要素投入和最终消费的生产阶段拥有更高的附加值和利润空间。既然全球价值链上的相对位置能够反映加工贸易质量和获益能力，那么，如何准确度量和把握全球价值链位置，明确全球价值链格局，就成为引导当前中国高质量对外贸易的前提。

　　文献中常用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度量方法存在三方面缺陷，这误导了对全球价值链格局的判断。一是当分工细化导致生产链条延长时，按照现行度量方法表现为数值上升，其含义是距离初始生产要素投入部门或最终产品消费部门距离更远。但在链条上的相对位置可能并没发生改变，这就引起了数值信息与实际位置的背离问题。二是由于同一行业门类特性相似，现行度量方法下全球价值链绝对数值差异很小，但子行业实际位置仍然差异很大，这样基于绝对数值的计算方法就会低估行业门类内部差异。三是以前度量方法误导行业门类间差异，例如服务业链条比较靠近两端，就高估了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价值链优势。为此，本文借鉴中国高考赋分制改革的思想，以全球价值链位置排序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新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度量方式。

　　本文引入中国高考科目选考改革后的赋分制改革，发展了一种新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度量方法。具体地，我们在计算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和下游度后，将其原始数值由高到低划分为若干等级，等级内部按照等比例转换法则将原始数值转换为等级数值，获得新的全球价值链位置。该方法的主要优势是，在兼顾原有度量指标经济含义和理论出发点的基础上，解决了经典度量方法的数值信息与实际位置背离、低估行业门类内部差异和误导行业门类间差异三方面问题，并且具有更高的稳定性。本文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一种更准确的、在时间维度和行业维度之间可比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方式，并在新方法的数据体系下重新契合了“微笑曲线”理论。

　　政策启示：第一，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判断尺度。全球价值链生产和核算方式已经成为主流的跨境贸易方式，这可以超越“规模贸易”的幻觉，聚焦国际贸易中的获益能力。积极加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并提升链上位置是中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目标的重要方向，这就急需一种更为准确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度量指标，以避免因位置判断失误而造成的政策偏差。本文的研究为准确把脉中国经济在全球生产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提供了更为恰当的方式，并提供了政策着力推动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证据支持。

　　第二，本文的研究还能帮助国家、行业或企业重新定义比较优势，并引导战略性投资向正确的产能转移。传统的战略性投资更多关注技术差距或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竞争格局、竞争参与方和竞争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贸易获益能力不再拘泥于降低劳动力成本和推动传统技术创新。准确把握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本国现状和全球格局，能够帮助经济主体跳出传统的竞争框架，重新审视和发现新的价值增长点和发展潜能，发现并投资于下一代竞争力的源泉，实现“换道超车”。

　　第三，要将着力推动全球价值链上生产位置迈向链条两端，作为更长时期产业发展的政策方向和发展目标，并制定更加精准的产业发展政策。本文的研究发现，在生产链上更接近初始阶段的原材料生产、技术研发和产品设计，以及更接近最终阶段的消费品销售，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高的贸易收益。但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位置变化是较为长期的过程，1995~2020年，中国下游度位置排名从第65名提升到第53名。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变化本质上是生产能力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其变化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因此，中国应将以更高水平加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并推动价值链重构作为更长时期的发展目标。

　　第四，在推动产业转型迈向全球价值链位置高地时，要坚持加快发展制造业主阵地。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链条长度和嵌入位置均存在差异，且发展潜力迥异，在推动生产位置迈向高端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行业特征差异和政策敏感度差异。传统理论认为，服务业由于本身特征，生产链条较短，因此生产阶段更接近初始位置和最终位置，全球价值链位置更高。但本文调整了度量方法后发现，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要高于服务业。因此，制造业仍然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推动增长的主体和中坚力量。因此，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尤其是制造业上。

　　第五，在制定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时，应在行业和企业层面做到精准诊断、市场主导、政府赋能、动态调整四大原则。不同行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能力和分工现状存在明显差异，共性的支撑政策可能无法准确把控行业差异，造成政策资源损耗和效果缩减。因此，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和调整政策应根据行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特征、技术密度、资本需求和竞争基础等因素，对于技术型行业、资本型行业、传统劳动型行业、消费型行业构建差异化政策工具箱，提高政策精度。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