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推动教育与生态文明建设同频共振、融合互促的关键之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将立德树人、服务国家战略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纳入整体布局,为生态文明教育明确价值定位、深化课程融入、推动实践转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与制度支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系统擘画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蓝图,为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本世纪中叶美丽中国全面建成奠定坚实基础,也为拓展生态文明教育的社会空间、强化跨部门协同提供了有力的政策牵引。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与叠加,使生态文明教育迎来前所未有的政策机遇期,也为相关学术研究开辟了更清晰的问题视野、更稳定的资源通道和更可持续的制度保障。
2025年的“喜”:体系化进展与政策平台的双重托举
2025年的“喜”,首先来自我的研究从零散走向系统的踏实感。借助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契机,我从系统梳理国家公园的生态文明教育功能、机制与路径,到形成《青海省依托国家公园开展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的经验、问题与对策建议》并获得省领导肯定性批示,再到开发“江河源头的思政课”系列实践课程与线上资源,我努力把学术思考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社会行动。更令人振奋的是,青海大学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三江源生态大数据应用实验室”,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核心对象,旨在通过多源数据融合与智能分析,为生态安全预警、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这份“喜”,是个人学术探索与时代机遇、国家战略与区域实践同频共振的深切欣慰。
2025年的“忧”:素养滞后与制度协同“最后一公里”
欣喜之余,“忧”亦时常萦绕心头。制度与工程的“加速度”明显快于公众生态价值观内化的“慢变量”。政策落地迅速,但生态意识、绿色生活方式的普遍养成却需漫长的教育与社会化过程。生态空间持续优化与资源投入不断加大的同时,公众生态素养与教育获得感仍显不足,导致生态文明教育的供给链条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张力。这使我更加坚信:生态文明教育绝非锦上添花,而是连接国家战略与社会主体、贯通生态治理与文化转型的关键环节。
这种忧虑在生态学校的调研中不断被具象化。我曾赞叹紫杜鹃漫山遍野的绽放,也曾痛心于一些凝聚专家心血、融合本土智慧的优秀生态读本长期尘封仓库。制度覆盖“最后一公里”的不畅,使优质教育资源难以进入一线课堂,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错失了生态启蒙的关键窗口。更深的忧思则来自在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调研发现家庭教育的短板。父母外出务工导致隔代监护普遍存在。家庭作为情感陪伴与生活教育第一场域的功能弱化,父母生态认知与行为示范不足,使学校教育缺乏社会与家庭的支持性回路。由此我深刻意识到,生态文明教育绝非孤立的课程议题,而是与社会结构变迁、家庭功能转型、社区文化传承交织在一起的系统工程。
2025年的困境与希望:从“生态学校”到社会绿色转型
即便前路挑战重重,希望的火种始终在高原大地上闪烁。如今,青海已铺展起约50所“生态学校”的实践图景,正以踏实的脚步探索着一条关键路径:让国家公园的生态资源与校园教育深度交融、形成标准,并尝试叩响国际自然教育的对话之门。这让我坚信,以生态学校为载体的系统性推进、规范化落地,正是打破资源壁垒、实现知行合一的核心抓手。它从来不只是书本知识的传递,更是绿色生活方式的潜移默化和人与自然共同体经验的逐步生成。面向未来,我期待以青海为关键样本,让生态文明教育持续推动一场更广泛的社会绿色转型:在研究层面,要深化教育与治理的协同机制,构建生态素养的测量与干预评估体系,更要推动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实践层面,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全社会的自觉选择,让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真正内化为每个人的文化基因与行为准则,为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筑牢最深厚、最持久的人文根基。
十余年前,我未曾想过自己的人生会与青藏高原的雪山草甸如此紧密地交织。从清华园到青海湖,从海外环境教育的见闻到三江源田野实践的扎根,我的学术之路是一场从理论走向现场、从兴趣走向使命的漫长迁徙。2019年在青藏高原的第一次系统调研让我意识到:青海处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核心区,是三江源、祁连山等国家公园与重要生态功能区所在地,承担着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江河源头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任务,其生态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国家意义与全球意义。正因如此,青海不仅是生态治理的前沿,也是生态文明教育的“国家级课堂”和“世界级样本”。
青藏高原的雪山,早已在我心中铸就精神原乡。在这里,我见过生命于极端环境中倔强绽放,也亲历生态文明教育的艰难求索与蓬勃生机。站在2026年的新起点,我仍愿扎根这片生态与文化交织的沃土,用理论创新回应国家战略,用田野实践解答社会现实,用跨学科方法回应时代之问。我始终深信,当教育真正教会我们与雪豹共享山脊、与江河共谋未来,我们才算真正踏上文明转型的必经之路。
(作者系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