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半年报”的产业发展趋势 

　　一是产业发展总体趋势“稳中求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6605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经济保持稳中向前的发展态势，彰显出大国经济强大韧性与无限潜力。在这份高含金量的成绩单中，三大产业协同发力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长5.3%，第三产业增长5.5%，呈现“二产引领、三产稳固、一产托底”的梯度发展格局。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亮眼，增加值同比增长9.5%，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23.3%，充分体现了“制造强国”战略的实施成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高端产品同比增长均超过30%，凸显出我国制造业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增长7.5%，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是25.2%，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这种“以投资带动产能”的发展模式不仅有效促进当前经济增长，更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稳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服务业领域，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1.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同比增长9.6%）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保持强劲增长势头，而传统批发零售业（同比增长5.9%）则借助线上线下协同模式实现转型升级。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2%、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8.6%，明显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进一步彰显服务业在支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压舱石”作用。特别是“数实融合”催生的平台经济新业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形成“双螺旋”上升通道，这种产业协同效应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持续动能。 

　　二是产业发展预期明显改善。2025年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7%，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表明，在政策持续发力背景下，制造业景气水平正逐步改善，行业活力加速释放。纵观上半年数据，PMI指数连续回升至接近49.7%的扩张区间，供需两侧同步改善，重点领域发展动能增强，政策效应逐步显现。随着下半年扩内需、促创新等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制造业PMI有望重返扩张区间，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此外，2025年上半年，我国通过精准施策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财税方面，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增值税留抵退税、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重点扶持先进制造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规模并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通过税收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产业政策聚焦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大中央科技投入支持核心技术攻关，保障制造业重点研发计划，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这些政策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精准施策，兼顾短期纾困与长期发展，多政策协同发力，政策成效显著。这些政策组合拳不仅彰显了政府支持实体经济的坚定决心，更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增强了市场主体的发展信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产业发展动能转换“衔接有序”。2025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展现出强劲发展动能，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中发挥了关键引领作用，凸显出我国产业升级与新旧动能转换的良好态势。这一发展态势折射出三方面深层次特征：第一，研发创新投入的稳步增长为动能转换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上半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7%，已经超过欧盟平均水平，接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1—5月份，我国有效发明专利申请量接近500万件，增长12.8%，展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创新主体更加多元，创新生态日趋完善，创新链条更加贯通。从国家实验室到企业研发中心，从高校科研院所到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网络日益紧密，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第二，创新成果的持续涌现为动能转换注入了强劲动力。从DeepSeek大模型到机器人马拉松赛，从航空航天到无人驾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我国已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这些突破性成果通过产业化通道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催生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上半年，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5.6%和25.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显著提升，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不断完善，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衔接更加紧密，产业创新平台建设持续推进，创新成果的涌现与产业融合带动了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第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体现了动能转换的包容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有效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今年以来，各地继续实行传统产业更新改造，尤其是在国家“两重”“两新”政策支持下，改造步伐加快，积极对接“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通过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服务化延伸，传统制造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技术融合与柔性制造能力提升。国产智能马桶功能升级、档次提升，销量已占全球六成以上，优质优价的产品让国内卫浴行业成功实现从“海淘”到“外销”的反转。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广泛推广，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规上轻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工具普及率现已达到86.2%。这些改造不是简单的设备更新，而是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革，是制造理念的根本性转变。 

　　四是产业发展组织基础“日益壮大”。当前，我国产业发展组织基础正呈现体系化、规模化发展特征，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生态不断优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筑了坚实根基。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第一，市场经营主体结构不断优化，主体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327.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462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862.9万户、新设农民专业合作社2.9万户，特别是伴随着民营经济营商环境持续改善，2025年上半年新设民营企业434.6万户，同比增长4.6%。此外，新设立企业主要分布于第二和第三产业，明显反映出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更彰显了支撑经济增长的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能不断增强。第二，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有力支撑产业创新能力升级演化。中央企业持续发挥创新主力军作用，研发经费连续三年超万亿元，上半年投入达4139.8亿元，研发强度稳定在2.26%的高位。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创新中坚力量。2025年上半年，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专精特新企业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披露的数据，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培育形成14.1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46万家“小巨人”企业以及超过60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此外，在制造业领域，2025年1—5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增加值实现8.0%的同比增长，31个制造业大类中有28个行业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行业表现尤为突出。总体上，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由企业牵头或参与的项目占比已接近80%，已经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第三，国有民营协同发展有力支撑“国民共进”新型组织生态。上半年，中央企业实现增加值5.2万亿元，有效发挥了国民经济顶梁柱、压舱石作用。同时，民营经济占比提高至71.7%，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在外贸增长、攀“高”向“新”等方面均发挥主力军作用。当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协同发展正形成“双轮驱动”新格局。在产业链整合方面，国企依托“链主”地位，通过开放应用场景、组建产业联盟等方式，带动民营中小企业深度融入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供应链，构建起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在重大战略实施中，两类企业形成“国家队+生力军”的协作模式，国有企业主导基础设施搭建，民营企业参与场景应用开发，既保障了国家战略落地，也为民营企业创造了发展新空间。未来，这种协同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将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实现优势互补，重塑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结构，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二、中国经济“下半篇”的政策着力点 

　　一是持续提振市场经营主体预期，释放产业发展的“主体活力”。一方面，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强化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各类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竞争政策以及非经济政策中的就业政策、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等之间的目标评估与执行过程评估，避免不同部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割裂，避免短期刺激政策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政策之间的不衔接，以及避免中央政策意图与战略导向在地方执行过程中“走样变形”或者“层层加码”等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加注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的协同配合，包括治理功能定位、治理目标、治理手段、治理工具之间的紧密衔接与有机结合，特别是注重长期增长政策与短期刺激政策目标之间的协同配合，更好地在兼顾总量目标的前提下强调结构性目标的内在衔接。 

　　二是持续加快构筑全国统一大市场，激活产业发展的“要素活力”。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快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流通体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着力破除地域保护与市场分割，持续不断降低要素流动壁垒与要素流动以及要素配置成本，推动支撑产业发展的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等各类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确保各类产业内市场经营主体与创新主体能够充分获取生产要素并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另一方面，持续加大力度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加快完善各类细分产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并着力完善公平竞争审查的实施细则，在审查标准、审查机制与审查程序等方面确保公平公正，且公平竞争审查的总体目标应当契合地方产业发展主导战略和要素禀赋优势，确保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行之有效。 

　　三是加快破除产业竞争“内卷”困局，夯实产业发展的“竞争能力”。一方面，加大力度面向光伏、新能源汽车、原材料制造等领域的产能治理，着力对产业内“恶性竞争”“低价竞争”等行为进行规范，强化对部分重点企业的“掠夺性定价”的商业行为监管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强化中央产业政策与地方产业政策之间的协同体系建设，在新兴产业领域强化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产业政策协调，避免各地区产业政策“一哄而上”和“重复建设”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此外，积极推动产业政策支持重心“前移”，从聚焦产业链生产能力建设转向聚焦支撑产业链发展的创新链建设，将更多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支持工具如政府补贴精准支持产业研发创新与共性技术与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并强化产业政策的动态性评估，构筑产业政策适时退出机制。 

　　（阳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方莹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