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以延安十三年和新时代十年为视角，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形成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进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又凸显中国特色，是百年大党出版思想体系的精髓所在。延安十三年和新时代十年是党的出版理论和实践创新非常重要的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不仅见证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从创立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而且开辟了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理论与实践创新是在“第一个结合”的思想理论原则下展开的。毛泽东同志从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出发，创作的重要著作蕴含的科学思想见诸于出版物、进而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就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形成并“有的放矢”指导出版实践的过程。在坚持“第一个结合”思想理论原则的基础上，党的出版工作确立了“既顶天又立地”的两个工作导向，形成了独具中华民族新文化性质的三种工作方法（调查研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确立了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四项使命任务（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组织斗争、指导工作）。就两个工作导向而言，延安时期，党的出版工作既“顶天”，把“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作为出版工作的政治方向，主动融入并服务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很好地贯彻党性原则，落实党管出版；又“立地”，把“和人民群众结合”作为出版工作的价值取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出版内容、出版形式“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也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新时代十年，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仅极大地释放了出版理论的创新空间，而且极大地解放了出版精品力作、完善出版治理体系的能力。包含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以中国出版理论阐释新时代中国出版实践的重大创新，既从根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发展开放性，又与包括延安十三年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的发展一脉相承，开辟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新境界，代表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在出版领域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工作的许多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往中国共产党人所未涉及的。这些新理论、新观点、新表述，彰显了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回应了中国式出版现代化面临的时代新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个第一”的科学论断、“七个着力”的战略擘画，都是为新时代出版事业打基础、利长远、管根本的行动指南。

　　当前，对于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来说，要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正确把握党的出版理论创新成果的逻辑关系，在坚持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基础上，增强研究新时代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自信和学术担当。

　　从2025年开始，我们把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化到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上来。以体系化学理化为着力点，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大框架下，拓展新时代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学科层面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阐释，特别是加强对其中原理性理论成果的研究阐释，并将其转化为知识话语、研究范式、学术理论，用于出版英才的培养过程之中。

　　理论研究只有在与实践的结合中才能不断创新和升华。通过理论研究和智库建设，在观照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以多彩的出版实践不断丰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内涵，也应该成为理论研究的方向。例如，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的出版工作体系；加快构建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全媒体出版格局，实现出版内容、数据资源、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的共享融通；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等等。

　　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指引下，新征程中的出版事业将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凝聚更广泛的共识，集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吉林外国语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北京印刷学院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