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我们基于中西价值文化对比角度，研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所谓的“普世”文化的不同之处，重点研究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撑的中国人文经济学，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前景和经济发展底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与弘扬，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源泉。我们尝试从经济学本源的生产力问题出发，构建了分工、规模范围、创新三个方面的分析框架。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原因，规模与范围是生产力进步的环境条件，创新是生产力进步的核心要件。

　　2024年，我们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和国学研究思想，坚信每一种文化属性都会塑造出一种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经济行为方式；强调经济发展不仅受到经济理性的影响，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重要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主要聚焦中西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特征这一显著区别，总结了不同经济行为主体在分工、规模范围和创新方面出现的异质性表现。运用大历史观点，从不同中西方文明历史出发，评价了经济发展现实。我们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了发展现代经济的所有核心要素，如果能够很好地实现“第二个结合”，那么中国经济就会长期持续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就会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体研究中，我们常用案例研究中“会说话的猪”这种典型对象，重点阐释了经济实践中显现的“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中所蕴含的经济理论。

　　一直以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未来须做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富国强民的目标。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的一系列特性，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鲜明特征，也就使得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进步过程中形成了本质上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中国人文经济学。

　　人文经济学，是一个民族人文精神在经济上的展现，也是经济发展对其人文精神养成的影响。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大局和长期趋势来看，需要我们坚持“两个结合”与发展人文经济学的统一，用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塑造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再用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指导未来实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