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绿色转型的大潮中，促进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中国社会科学网特邀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中央财经大学—北京银行双碳与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倩茜，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蔡彤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曹婧，聚焦促进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寓事于理，共同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强国之路。

　　蔡彤娟：绿色金融在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吴倩茜：绿色金融从字面意思上来讲，是在金融基础之上叠加了绿色约束条件，底层逻辑是在金融资产收益和绿色环保收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我们国家的绿色金融起步较早。从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第一次提出建设绿色金融体系，到2016年《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绿色金融发展政策一步步完善。“双碳”目标带来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深刻变革，催生出巨大的资金需求，绿色金融被赋予更重要的责任和价值。

　　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确定了绿色金融的“三大功能”，要发挥金融在支持绿色替代发展过程当中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市场定价这三大功能。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而言，通过财政手段和货币工具，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地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使得金融资源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而言，气候风险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倒推企业通过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来改变生产模式，帮助金融机构把气候风险管理纳入到它的考量范围内，然后去识别风险，进而规避风险。

　　在市场定价的维度上，需要多种手段、多层级的市场来体现出绿色的价值，展现出绿色经济发展给经济带来的增量。减碳的效益需要通过碳市场体现出来。

　　曹婧：当前社会各界都广泛关注绿色金融，目前绿色金融有哪些产品和服务，如何促进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

　　吴倩茜：金融产品和服务是提高整个金融市场活跃度，包括推动绿色金融体系平稳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抓手。从产品体系来看，绿色金融作为整个金融体系的一个分支，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信托等。从整个市场表现来看，绿色信贷可以说是一骑绝尘，发展时间最长，体系也最完整。

　　2023年底绿色信贷余额在30万亿元左右，2023年增速是36.5%，这个增速是很可观的。从具体产品类型来看，开始只是支持一些具体的绿色方面的产品，然后慢慢地发展到绿色园区贷、绿色智造贷等等，支持制造业，包括一些科技创新、技术改良方面的产品。近年来也发展出一些可持续发展的、与综合能效挂钩、和企业可持续发展表现挂钩、和碳市场表现挂钩的产品。总体来看，绿色信贷市场发展相对来说是最好的。

　　从债券市场来看，绿色债券方面，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绿色债券数据库显示，2023年共有479只新增的绿色债券，总体规模在8300亿元左右，与2022年相比，相对来说发展比较稳健。债券的种类也有一些创新。例如，一些蓝色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包括一些跟碳市场挂钩的债券等等，都在不断面世。从整个市场的角度来看，还要进一步推进投融资结构的优化，因为在碳中和目标引领下，所需要的资金尺度是非常大的。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我国的公募REITs市场重启，在这两年得到比较突破性的发展，更多底层资产被纳入到整个REITs试点当中，例如绿色园区、生态环保，包括清洁能源，这些比较优质的绿色的底层资产，也在REITs市场上得到了一些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涌入到绿色的领域中来。随着REITs市场的扩大，优秀的绿色的基础设施资产的定价模式，包括它的估值模式也在不断发展，比如乡村振兴、碳中和、绿色类REITs、光伏类REITs这样一些产品也在不断推出，支持路径在进一步扩充当中。绿色金融工具的覆盖面也在进一步扩大。通过间接融资所能调动的资源相对来说有限，希望能够更多地引入社会资本进入到绿色产业中来，尤其是在一些风险相对偏高的产业，比如一些技术创新、一些新兴产业。

　　绿色金融是对外合作和交流非常好的窗口，绿色议题在国际上受到很多关注。国际合作和竞争是一体化的，有合作也有竞争。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我们金融强国的重要体现。

　　蔡彤娟：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当前地方债务方面存在的风险得到广泛关注，在建立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方面，有哪些重要的着力点？

　　曹婧：从2023年7月“一揽子”化债方案实施以来，地方债务风险的短期流动性风险有所缓释，债务融资成本明显下降。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明确了地方债务风险治理的中长期改革方向。建立长效机制的前提是，理清地方债务风险的体制性成因，以及金融体系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所有制偏好等等。将地方债务风险治理和金融强国建设相结合来看，我认为需要抓好两个着力点。第一个着力点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和风险定价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二个着力点就是充分运用国家信用，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估算，2024年一季度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为23.9%，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央政府仍有较大的加杠杆空间，而且国债发行是基于稳健的国家信用，它的发行利率显著低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当前中央政府适度加杠杆，有助于化解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2023年四季度，我国增发了1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灾后恢复重建。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我们将在未来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来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以及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蔡彤娟：相信我们“十四五”工程的重大项目，也会在资金支持下尽快落实落地。

　　（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