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高度评价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强国是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大国崛起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当今世界，金融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建设金融强国需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金融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较高阶段，只有在生产领域和贸易领域有了长期的经营和积累，这些优势才能逐步转化为金融上的优势，最终从生产强国、贸易强国进一步成为金融强国。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金融化和高杠杆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大杠杆化”下金融因素重塑经济周期，简单经济周期让位于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复杂互动。宏观经济因此呈现出很多复杂的新特征，加大了宏观经济治理的难度。传统宏观经济治理的主要目标是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寻求平衡。现代宏观经济治理则要兼顾金融稳定，在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更广泛目标之间寻求平衡，同时管理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
有效管理金融周期，既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也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我国政府对金融周期的调控和管理，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成功实践，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有效管理金融周期，防范博弈对手蓄意制造的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按照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宏观政策，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全会指出，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当前，促进和帮助私人部门稳定有序去杠杆，防范和化解相关领域金融风险，促进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应该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在西方发达经济体，政府一般不会在金融周期上升期进行主动干预，最终导致资产泡沫破裂和严重金融危机。我国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从2013年起即开启了艰苦的影子银行治理和去杠杆进程，在金融周期上升期就进行主动干预。从2015年至今，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8%左右；我国金融业总资产与GDP的比值从2016年最高的383%，下降到2023年的366%；我国金融业平均工资与全社会平均工资的比值，从2013年最高的194%，下降到2023年的164%；我国影子银行规模与GDP的比值，从2016年最高的81.9%，下降到2023年的39.2%。经济周期有“大起大落”，金融周期也有“大起大落”。前期的“大起”有多高，后期的“大落”就有多深。我国在金融周期治理中前期的“削峰”工作降低了后期“填谷”工作的难度。我国在金融周期上行期的宏观经济治理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且已经积累了较多管理经验，相关政策也取得了较好效果，为下行期的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看，金融周期下行期大致要遵从两方面的基本政策逻辑。首先，政府部门需要在货币政策配合下担负起加杠杆和扩支出的责任，以对冲私人部门去杠杆的影响，并尽量加快其进程。政府作为经济韧性的最后来源，必须克服在金融周期下行期压缩开支的本能，以扩张性的政策启动经济，坚决打破低增长加剧债务负担、高债务进一步抑制增长的恶性循环。其次，无论是爆发金融危机还是更为有序的去杠杆过程，政府政策都面临艰难抉择，因为政策本身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需要有效平衡各方利益。在西方发达经济体，政府在金融周期下行期的救助政策往往以“大而不倒”的金融利益集团为重，使得广大民众利益进一步受损，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此，财政投入在保证有效总量的前提下，结构上要偏向基层运转、基本民生和科技创新。对于前期过度扩张的部分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要利用市场化手段完成出清，不能财政完全兜底，扭曲再分配，形成道德风险。我国尤其要加快不具备生存能力的房地产开发商的退出，以中央资金保交楼，帮助有生存能力的开发商修复资产负债表，以适应未来规模较小的房地产市场。总体而言，金融周期下行期的私人杠杆去化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工程，需要有策略、有步骤、有节制地精细推动，没有一蹴而就的“灵丹妙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随着社会财富的巨量积累，我国经济也呈现出现代经济金融化和高杠杆的普遍特征。然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有着和西方发达经济体截然不同的路径，比如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就使得我国的金融周期治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我国的金融周期治理是我国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成功实践，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我国的金融周期治理，是当前关键时期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的重要手段，具有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
（汤铎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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