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要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2024年6月，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WMO全球年度至十年气候最新通报》（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未来5年，至少有一年的全球年平均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暂时高出1.5℃的可能性为80%。这说明，人类社会正日益逼近《巴黎协定》所设定的气候变化风险阈值的上限，气候变化影响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不容忽视。

　　目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欧美发达国家面临愈加复杂的国内利益格局动荡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对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都正在产生深刻影响。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面对气候变化对全人类的冲击，中国展现大国担当，向国际社会作出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郑重承诺，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面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和未来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各类风险，如何预测、防范与处置风险是研究者、公共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所需要考虑的关键性问题。

　　2023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将焦点放在了气候变化上，其盘点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并提出了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三难困境”——即要在实现气候目标、维持债务可持续性、确保政治可行性三者之间取得平衡。该研究认为，要想实现这些目标，需要采用精心校准过的财政收支政策组合。如果为这个建议增加了一句话，那就是：除了要精心校准政策组合外，还要有措施保证这些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着力增强国家财政韧性，提升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对于气候冲击的抵御能力、适应能力和应对效率，这不仅是财政领域研究者值得探讨的研究议题，也是各领域公共政策研究者所共同面对的议题。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有限的财政空间下，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种重大冲击，除了加强税收能力建设，调动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外，在支出段，重视支出效率、减少资源无谓损耗，也同样重要。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对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而言，任何决策背后都是财政决策。没有财政资源，任何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都只能是空中楼阁。财政风险是各类风险的底线，这是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

　　如何调适财政系统来应对风险，我们至少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气候变化对不同领域的公共政策目标有何影响？具体来说，气候变化会对政府的财政安全、农业安全、生产者的能源安全、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医疗卫生安全、金融安全等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冲击，这种不确定性的冲击会对相关领域的公共政策目标造成哪些影响？如何刻画、衡量气候变化给多个领域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第二，面对具有较强不确定性的冲击，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如何以具有财政可持续性的方式和令人满意的成本效益比，来设计和执行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公共政策？第三，财政治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公共政策的设计、执行和评价中如何发挥作用？这显然需要从财政可持续性和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中寻找答案，构建适应应对特定重大问题的预算及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模式，通过多种治理方式，切实提高政府预算管理能力和水平，这是答案的方向之一。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可通过加强人工智能在预算管理中的应用，加强在重大风险识别、应对重大风险的公共政策制定及相应的预算资金安排及绩效评价领域的应用。在经济社会科学中，一般的研究范式局限于某一具体的学科门类。气候变化下的财政韧性问题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关系到公共政策的方方面面，也是能源经济、公共卫生、金融经济以及社会治理等的综合体现。面对这一重要议题，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视角，联合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充分吸收跨学科的先进方法，有机联通自然科学、经济学、管理学与社会科学等多学科，运用新的研究范式，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将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责任与以财政为纽带的多元治理结构相结合，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