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正在深刻改变着各国比较优势,重塑全球竞争格局。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先进生产力。在生产力三要素中,劳动者是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
新质生产力深化劳动分工,催生新就业形态,重塑人类社会的劳动方式、生产组织方式,使得劳动过程发生重大变革。新质生产力广泛体现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沟通成本大幅降低,劳动力供需匹配效率大幅上升。许多工作内容不再拘泥于时间和空间,而是可以被分解为细小的、具体的“任务”,由不同时空的劳动者完成后再进行“组装”。劳动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劳动时间,也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劳动资源禀赋,同时从事多种类型的工作,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闲暇时间去获取更多的收入。
高素质的劳动者是一国赢得先发优势、增强进而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因素。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历次关键技术变革、突破,都是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劳动者引领的。据统计,1660—1730年间,英国拥有60多名杰出科学家,占当时全世界杰出科学家总数的36%以上,他们的重大科学成果占全世界科学成果总量的40%以上,他们的科技发明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关键基础。同时,科技成果走向市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离不开应用领域的高素质劳动者。他们充分利用新技术,创造出新产品,催生出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研发—应用—投资”的循环。
高素质的劳动者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我国已经拥有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不断优化、作用日益凸显的高素质劳动者队伍。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哈佛商业评论》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在人才的质量、数量和多样性方面紧随美国,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是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总格局、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坚实基础。
新质生产力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传统行业的劳动者,也能够根据沉淀起来的信息、知识,迭代自身技能和工作方式,增加自身人力资本。近年来,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迅速壮大。全国总工会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以骑手为代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托数字技术完成工作任务,并逐渐形成与“社会—行业—岗位”三个层次相适应的技能;同时,劳动者的学习成果也会通过技术的形式沉淀和表现出来,形成溢出效应,降低“新骑手”从事工作的技能门槛。这也充分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普惠性特征。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关键靠“人”,靠规模庞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新型劳动者队伍。
培育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人才。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战略人才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是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要把建设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来抓。要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能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要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
优化人才评价标准,激励企业科技人才为国家为社会多作贡献。企业科技人才更容易推出贴近市场需求的创新,更注重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应用,是完成从科学研究到实验开发再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推动“创新力”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劳动者。对企业科技人员来说,最主要的考核指标是研发出有市场潜力的新技术、新产品及其创造的经济效益。这需要改革政府资助类科研项目的分类方法,将适合企业参与的技术创新项目单列门类。加大科技成果转化类指标和带动行业发展类指标的权重,建立更符合企业实际的人才评价标准和人才培养体系,激励企业科技人才为国家社会作出更多贡献,把企业真正打造成科技创新的主体。弘扬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扶持科技成果转化。
大力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技能劳动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需要研发人员,也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人才,才能带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升级。在工业经济时代,德国培育大批高质量的技术工人,熟练技工占比超过50%,推动了工业强国的确立,也建立了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当前,我国培育一大批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技能劳动者,任务也非常迫切。我国是全球软件工程师最多的国家,已经培育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企业。许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传统行业的劳动者,需要通过数字技能的溢出效应,更新、提升自身劳动技能,丰富、积累自身人力资本。这需要数字经济的龙头企业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研发能力,为传统行业提供转型升级方案,更要成为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和输出主体。通过校企合作、企业培训等各种方式,带动全行业从业者实现技能提升。国家可予以相应的支持,例如对参与培训的中小企业给予资金补贴,完善数字技能类培训标准和技能等级认定体系,扶持第三方服务机构发展,打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能劳动者队伍,为有需要的新职业提供职业培训。
(孙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高宏,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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