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区域经济发展既有国家顶层的战略设计，也有各地根植于基层的具体实践探索。不同区域资源配置与要素流动受到所有制属性、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等影响，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逐渐形成几种公认的各具特色和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等。此外，以深圳特区为突出代表，在较短时间内大量集聚外部资源要素并达到一定程度后，引发本区域经济在若干年内产生突变性高速增长的聚变效应，并为区域经济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建立重要支撑。可以将这种区域经济聚变发展模式称为“深圳模式”。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后涌现出影响较大、较为典型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苏南模式”（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是以兴办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以推动内源型工业化为模式路径，促进农村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即城乡一体化发展。“温州模式”（桑晋泉1985年5月12日在《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中提出）是以农村能人、家庭工业、个体私营经济等新型家庭经济为主体，结合市场体系构建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的专业市场为发展路径，促进以商品经济为主体的城乡经济快速发展。“珠江模式”（费孝通对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将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东莞模式统称为“珠江模式”）是以地方政府主导创办的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为主体，通过对外部组织制度的引进、学习和移植，推进自身经济组织创新，以国际市场带动国内市场发展为主要路径，促进沿海地区外向型快速工业化的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趋于融合转型。“珠江模式”民营化程度逐渐提高，“苏南模式”产权明晰化、经济外向化程度加深，“温州模式”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市场化、民营化、国际化渐成三大模式共同特征。

　　“深圳模式”与其他三大模式略有不同，通过吸引外部投资、技术、人才等要素和推动创新创业，有效地完成了内生的变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深入剖析深圳以外部要素资源集聚为主要特征，产生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现象，进一步梳理总结“深圳模式”，思考区域经济发展范式、路径和方向，可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二、深圳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对比和典型特征

　　1979年深圳出口特区设立。1980年中央决定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4个经济特区成立。40多年来，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至2022年的3.24万亿元，年均增长超20%，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四位。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迅速成长为一线城市，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从深圳名义GDP同比来看，深圳经济增长呈现阶段性特征，部分年限（1978—1985年、1987—1994年、1995—2011年）呈现爆发式增长。1978—1985年，深圳GDP同比增速平均整体在60%及以上；1986年经济增速探底回调；1987—1994年，深圳GDP同比增速整体在40%及以上；1995年—2011年，深圳GDP同比增速在20%及以上；2012—2019年，深圳GDP同比增速在10%及以上；2020年后，深圳GDP增速保持稳定，发展保持领先状态。

　　对比其他开放区域、城市，深圳特区建立初始呈现爆发式增长状态，即建立初期存在起飞阶段，且保持较长时间高速增长。1978—1985年、1987—1994年两个时间段，深圳GDP平均增速远高于厦门等同期开放城市。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特区经济爆发式增长之后，在接下来时间内依然保持了强劲增长。

　　（二）深圳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特征

　　外部要素集聚是深圳模式的典型特征，正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营商环境与敢为人先、“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突破，推动外部要素资源加速在深圳集群集聚。深圳率先进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创1000多项改革举措，在人事制度、商事制度、分配制度、要素市场和投融资制度等领域开展了全方位、系统性改革。在营造创新环境上，深圳通过制定《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等地方性法规、条例等，对劳动者权益、知识产权以及民营企业资本投入等合法权益进行保护。1980年代初，深圳建立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以市场为导向的劳动用工制度。在集聚外来人才上，深圳在全国首创市领导亲自率团赴海外招揽人才的模式，从2010年起每年投入不少于10亿元培养和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引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仅约32.5岁。经初步统计，深圳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80%及以上为非本地人员。另据深圳市知识产权局统计，深圳90%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由1980年的0.18亿美元跃升至2021年的5485亿美元，年均增长28.6%。

　　在吸引外来投资上，深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吸引全球投资，以“园区+创投”模式开展资本招商，引进外来资本，导入产业项目，苹果研发中心、空客中国创新中心等相继落户。

　　2.有效市场、交易配置与区域经济突变增长

　　区域经济突变增长是深圳实现飞跃的关键路径。正是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以企业为主体的有效要素资源配置及其带来的较低交易成本，推动深圳特区在集聚外部要素条件下，产生突变性相对高速增长。特别地，深圳特区在建立初期的10—15年间（1979—1993年），平均增长率更是超50%。

　　深圳率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进行探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使要素资源能够以企业为主体，在更大范围内以更低成本、更低风险进行配置，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如创业人员基于信任、沟通与人力成本低，可以快速落地创新创意。又如一个国际订单发到深圳，一周内就有大批产业链上的企业提供最适合的解决方案和硬件制造。

　　3.科技创新、创新网络、区域开放与协同

　　将深圳现代化发展放在经济全球化、国内国际双循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国家战略与时代大背景下再考量、再评估，可以看到，科技创新、创新网络、区域开放与协同是“深圳模式”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优势，深圳不断加大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使得要素配置在更大范围展开并更为精准聚焦产业链中上游、价值链中高端，促进研发链、产业链和市场链紧密融合。

　　深圳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窗口，毗邻香港及澳门，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承接了最早来自中国香港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纺织、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企业。2022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5.49%，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7.25%，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94.0%。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深圳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专利布局，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稳居全国城市首位。

　　三、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理论及新时代背景下的内涵与外延

　　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聚变理论，就是说一个地区外部资源集聚到什么程度，可以带来这个地区在一段时期发生突变性的相对高速的增长。从要素资源配置集聚来看，“深圳模式”是以外部要素集聚为主要特征，以资源要素有效配置引致区域突变增长为关键路径，以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引导资源要素精准聚焦价值链中高端为主要动力的创新范式。“深圳模式”是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理论的现实依据与生动实践。

　　1.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理论是增长极理论的演进和深化

　　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0年首次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区域创新集中于那些规模较大、增长速度较快、与其他部门相互关联效应较强的产业中，具有这些特征的产业称之为推进型产业。推进型产业与被推进型产业通过经济联系建立起非竞争性联合体，通过后向、前向连锁效应带动区域发展，从而实现区域发展的均衡。这种推进型产业就发挥着增长极的角色，对其他产业（或地区）具有推进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理论对增长极理论进行了演化。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理论也认同，经济增长并非均衡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进一步认为，通过外部资源要素的集群集聚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实现经济增长，通过外部资源要素的耦合叠加优化区域资源要素配置，推进区域形成推进型主导产业，促进区域经济短期内爆发式增长。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理论论证了区域经济爆发增长基于外部要素资源集聚的起飞阶段与起飞条件。起飞条件着重强调制度层面的机制保障，即区域经济在适合的条件下能够产生飞跃性、爆发式增长。

　　据此，我们从区域中观层面，借用物理反应中的“聚变”概念，提出更具普遍意义的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理论，即由于制度、区位等明显资源优势，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尤其外部资源要素在短期内快速集聚与耦合，当这种耦合作用达到并突破一定的临界水平时，区域经济呈现爆发式增长。

　　区域经济增长聚变理论中的突变增长是规模递增规律的反映。资源配置主体由企业转为市场，要素资源得以在更大范围以更低的交易成本进行有效配置。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理论的关键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寻找区域经济突变增长的临界状态与临界条件。

　　2.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理论中突变增长与高质量发展并不矛盾

　　当前，我国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绝非不要增长，而是在一定的经济规模上实现高质量的增长。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持续增长。

　　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理论中突变增长可以引致更高质量的增长。高质量发展是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强的发展，稳中求进，以稳求进、以进固稳。区域经济突变增长的前提在于外部资源集群集聚与有效配置，这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区域经济突变增长后，在相当长时期虽有波动但仍持续增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这也成为高质量发展提升的重要条件。若经济失速，引发各类风险，高质量发展将无从谈起。

　　3.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理论的现实解释与实践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理论有利于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与模式。借鉴西方的理论，而又不局限于西方的理论，正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理论从资源投入—产出角度，认为区域经济爆发式增长是外部要素资源积累到一定临界点或特定水平的结果。

　　深圳特区初始增长迅速，在于制度变革有利于吸引外部要素资源的集群集聚；而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经济特区和开放地区，源于区域要素资源集聚的规模与速度尚未达到爆发增长的临界水平。

　　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理论有利于进一步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当前，我国正在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试点新一轮制度开放，着力推动京津冀协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更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聚变理论强调外部资源要素集群集聚，引致区域经济高质量突变增长，就是要在区域层面科学制定区域政策，形成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推动形成市场决定要素配置的机制，促进人才、资金、资本、数据等资源更大范围、更低成本流动与汇聚，集聚一批具有国内国际配置资源能力的市场主体，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新旧动能加快接续转换，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聚变理论研究”（编号21FJLB01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