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2022年４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基于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蔡继明教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科学价值的研究结果，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在长达近40年潜心研究基础上，带领由40名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后、博士、博士生、硕士生组成的写作组，历经6年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16ZDA241），作为该课题的结项成果，《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中国视角的政治经济学演变》（上下册）近日已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该书坚持逻辑一致性的原则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优秀传统、吸收现代经济学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角度分别对政治经济学基本范畴做出新的界定，通过对传统劳动价值论、新古典价值论和斯拉法价值论的分析比较和综合，提出了一个基于广义价值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以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演变以及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提供逻辑一致的解释。该书是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开辟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先河，是一部展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全书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创新性成果。
一、构建了一个基于广义价值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
基于作者构建的广义价值论模型，该书依次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从单一按劳分配向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转化，从单一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化，在完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概括后，分别构建了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国际贸易模型，并具体讨论了城乡融合发展、土地制度改革以及中美贸易关系和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的贸易政策。该书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是什么？非劳动要素按照价值贡献参与分配是否还具有剥削属性？
二是如何破解消灭剥削和保护私有财产的矛盾，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三是如何破解GDP增长超过劳动量增长的所谓“价值总量之谜”？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源泉是什么？
四是发达国家是否剥削发展中国家，何为等价交换和平等交换，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全书分八篇，每篇包括4章，全书共32章。
第一篇 从狭义政治经济学到广义政治经济学。本篇作为全书首篇，旨在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方法论原则，这些方法论原则一方面来自对政治经济学古典传统的继承和现代范式的借鉴，另一方面来自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批判和对狭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理论抽象。
第二篇 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分野。作者认为，价值理论是整个理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新古典价值论和斯拉法价值论，作为三足鼎立的价值理论，分别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新剑桥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这三大价值理论都来源于古典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本篇正是要阐明三大价值理论乃至三大经济思想体系如何从同宗同源到分道扬镳，这些价值理论的科学成分和缺陷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应该以什么价值理论为基础。
第三篇 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本篇阐述广义价值论基本原理。前述劳动价值论、新古典价值论和斯拉法价值论，都是在不同的假定条件下才能成立的，因而都只是一种狭义的价值理论。本篇试图通过对这些狭义价值理论的比较研究，在借鉴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斯拉法价值决定与剩余分配相统一原理、马克思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反映分工交换一般规律的价值理论即广义价值论，这一理论将为后面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奠定逻辑一致的价值基础。
第四篇 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我国自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就形成了以单一公有制、单一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为基本制度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这一经济体制大体运行了30年之后，也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首当其冲。本书有关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分析，也就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篇开始。
第五篇 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本篇依据广义价值论基本原理，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分析了按劳分配向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转化，揭示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从而为发展非公经济和保护私有财产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六篇 从单一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本篇阐述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形成的理论基础，分析了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属性，探讨了国有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起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前述传统资源配置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的转变， 阐明了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属性。
第七篇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本篇研究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福利和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本篇运用广义价值论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交换产生的比较利益构成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而比较利益公平合理的分配既可支持研发和技术进步，又能促进生产规模和分工范围的扩大以及社会福利的增进，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第八篇 国际分工交换与贸易政策选择。本篇将广义价值论的应用由国内扩展到国际分工交换，以期构建一个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国际贸易理论，并以此作为相关贸易政策选择的基础。作者认为，斯密的分工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他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绝对优势基础上的。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原理，但仅限于用来解释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广义价值论是关于分工交换一般规律的理论，广义价值论一般原理首先是用来解释一国之内分工交换的，而国际分工交换不过是国内的分工交换在国与国之间的扩展，将最初产生于国际贸易研究的比较优势原理经过广义价值论内生化为分工交换的一般原理后，再从国内贸易扩展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可谓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质变，由此，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就可以在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致的价值理论基础上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地位
作者认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运用马克思的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以及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所谓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这是辩证法表示同一系统中同等关系的重要范畴。共性指不同事物的普遍性质；个性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性质。共性和个性是一切事物固有的本性，每一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个性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个性体现并丰富着共性，共性只能在个性中存在。任何共性只能大致包括个性，任何个性不能完全被包括在共性之中。共性是一类事物与另一类的区别，而个性是同一类事物中不同个体的区别。所谓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先从简单的和抽象的经济范畴开始，逐步上升到复杂的和具体的范畴，最后说明丰富多彩的经济现象。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揭示和再现经济现象的内部联系，并以此为基础更深刻地说明经济现象。该书充分体现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形成独特的逻辑严谨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首先，作者按照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唯物辩证法，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到的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经济学一般，二次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经济学特殊，三次提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经济学个别。
其次，作者把资源配置规律一般、特殊和个别，划分成时间节约和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为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价值规律（或市场调节）作为资源配置的一般经济规律借以实现的特殊形式，在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和寡头市场，分别以个别形式具体发挥作用；计划调节则分别以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混合型计划的个别形式发挥作用；而在混合经济体制中，两种资源配置的特殊规律的结合，则分别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及计划与市场双轨并行的个别形式发挥作用。
再次，作者把生产方式一般、特殊和个别，划分成劳动过程是生产方式一般，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工交换关系（计划经济、商品经济）构成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结合方式（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构成生产方式个别。
第四，作者把生产劳动一般、特殊和个别划分成，作为生产劳动一般，它是指能够生产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特殊，它是指生产商品或生产价值的劳动。作为生产劳动个别，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的生产劳动一般、特殊和个别规定之间的关系，是简单和复杂、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说，简单的和抽象的范畴可以在复杂的具体的范畴出现之前独立存在，而复杂的具体的范畴则必须以简单抽象的范畴为必要前提，并把它们包含在自己的规定性之中。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产生之前，生产商品的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特殊就已经存在了；而在商品生产劳动产生之前，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作为生产劳动一般也已经存在了。但生产商品的劳动首先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又首先是生产价值的劳动。生产劳动一般、特殊和个别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有前件不一定有后件，有后件必定有前件。
第五，作者把经济剩余一般、特殊和个别划分为，纯产品（农业产出品大于投入品的余额是剩余产品一般，剩余价值（出品价值大于投入品价值的余额是剩余产品特殊，剩余价值在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个别，如公享剩余价值（全社会分享）；自享剩余价值（由创造者独享）；他享剩余价值（被他人无偿占有）；分享剩余价值（若干主体分享）。
第六，作者把资本一般、特殊和个别划分为，物质资本是资本一般，资本一般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表现为资本特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资本是资本个别。
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至今已经有150多年。在这15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实践，马克思时代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和完善：原来被看作反映某种特定制度本质特征的东西，逐渐被剥去制度的外衣，而被看作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东西，或被看作仅仅是为实现某种更高的社会发展目标而可供选择的手段，抑或被赋予资源配置方式的属性而存在于不同的经济制度中。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性也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全面、客观、准确把握和认识这些变化，才能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思维定式的羁绊，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作者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现代形态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借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和机会成本概念、斯拉法的价值与分配同时决定原理与合成商品概念、马克思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和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以及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新兴古典经济学生产-消费者两阶段决策分析等一系列经济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构建了一个反映分工交换一般规律的广义价值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从而为全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价值基础。
三、若干基本理论研究有新的突破
在从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范畴重新加以界定的基础上，该书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并推进了若干基本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人读后深受启发。
1.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作者多年来一直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是不要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捆绑在一起。一种经济关系，如商品货币关系、交换关系既存在于私有制条件下，又存在于公有制条件下，那么，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就绝不是所有制，更不是私有制，而是所有制以外的某些因素。作者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结合在一起。
二是不要把一般商品经济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特殊范畴而加以摒弃。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经济范畴相同属性的经济关系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
三是不要把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特征限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现象而加以否认。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相对人口过剩、经济周期性波动、收入差距和失业人口，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有的特征，而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
四是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割裂开来。一个社会的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只有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的不同，绝无本质的不同。
五是不要把实现目标的手段当作目标本身而盲目坚持。人类社会追求的最终理想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本身不过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这些原则新观点无疑是对社会发展理论和分工理论的一次全新探索，为预示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为经济史的研究和发展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
2. 构建了基于广义价值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价值基础。蔡继明教授及其领导的团队从1985年开始，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广义价值论。该理论借鉴比较优势原理的合理内核，将分工交换和价值决定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机会成本、比较利益、相对生产力、综合生产力、比较生产力等范畴，将比较利益率相等原则作为决定商品交换比例的均衡条件，论证了比较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揭示了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价值创造的机理，从而使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有机地融为一体。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广义价值论基础，作者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框架。
3.完善了基于广义价值论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20世纪80年代南开大学的谷书堂教授与本书主笔蔡继明教授提出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最初是以马克思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为基础的，但这里的劳动生产力还是仅指单个生产者的个别劳动生产力，这里的价值量也是指其个别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本书运用综合生产力（系数）和比较生产力概念将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的适用范围扩展到部门之间，从而使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有了更坚实的价值基础。
4.构建了基于广义价值论的混合所有制理论。尽管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跨越了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的障碍。然而，怀疑和否定非公经济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正是本书所阐述的广义价值论为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书根据广义价值论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对剥削重新加以定义:所谓剥削，就是在利用他人拥有的生产要素时所付报酬低于其贡献，其实质是对他人要素贡献的无偿占有。判断剥削与否的标准是报酬与贡献是否一致：如果一个人（及其所拥有的要素）的报酬低于其贡献，他就是被剥削了；如果其报酬高于其贡献，他就是剥削了别人；如果报酬与贡献一致，就是按贡献分配，其中既不存在剥削，也不存在被剥削。
因此，以要素贡献为基础的非劳动收入不应再视为剥削，剥削与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私有制未必产生剥削；公有制未必没有剥削。这样，消灭剥削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可以并行不悖了：你可以举起左手旗帜鲜明地反对剥削，同时举起右手理直气壮地发展非公经济。而保护私有财产也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天经地义。由此我们看到，正是科学的价值理论与合理的分配理论，反过来才真正为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经济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生产要素所有权只是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的法权基础，但要素所有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生产要素的报酬取决于生产要素对财富创造所做的贡献。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由于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生产力表现为价值创造力，生产要素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则是由生产要素的价值创造力决定的。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是统一的，如果承认基于广义价值论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是初次分配领域公平分配的原则，则构成这一分配关系基础的混合所有制结构也自然应该被认为是合理的。由此表明，分配理论和所有制理论是以价值理论为基础的。
5.构建了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增长模型。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真正的经济增长，无一不是起始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分工交换经济的转变，分工交换是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即使在劳动生产力保持不变即没有任何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与自给自足相比，单纯的分工交换就能产生一个净收益即比较利益，从而初始的分工交换就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比较利益是经济增长的内在源泉：只要比较利益的分配合理（即比较利益率均等），初始的分工交换就能循环往复，各部门把获得的部分比较利益再用于积累即扩大再生产，分工交换的规模就会不断扩大。正是遵循着这一逻辑，本书将广义价值论基本原理的研究扩展经济增长领域，建立了一个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比较利益是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永续源泉，从而揭示了内生经济增长的永续价值源泉和实现途径。
6.构建了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国际贸易模型。传统的以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内贸易理论是分离的。本书使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交换的产生和发展的探索回到历史和逻辑的起点，在基本完成了广义价值论一般模型的构建后，将国内分工交换的研究扩展到国际，初步建立了一个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国际贸易模型。作者从广义价值论的角度论证了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政策在不同条件下的合理性，提出了强化比较优势和弱化比较劣势的理论依据。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无论大国小国、富国穷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只要在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国际市场上根据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确定彼此的均衡交换比例，就能保证各国获得的比较利益与各自付出的机会成本之比相等，贸易利益的分配是平等的，这里不存在谁剥削谁或谁占谁的便宜的问题，也就是说，比较利益率均等体现了贸易利益分配的相对平等原则。新理论既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不仅圆满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对发展中国家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也为我国坚持正确的全球化方向提供了理论引导。
四、体现了理论经济学“两论”和“两史”的融合
我国理论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世界经济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六个二级学科。这里所说的“两论”和“两史”分别是指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以及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一方面，这四个二级学科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本书的题目也要求体现如下融合。
其一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是价值理论，这既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通常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通常是以生产要素价值论为基础。既然本书立项的一个初衷就是要为理论经济学构建一个统一的价值理论基础，在研究过程中就需要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学科之间架起一座相互沟通、相互比较、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桥梁，本书所阐述的广义价值论就是这两大学科相互融合的具体体现。
其二是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的融合。本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目本身就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研究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融合。本书沿着价值理论主线，从斯密单要素价值论向多要素价值论的转化，到李嘉图与马尔萨斯和萨伊的价值理论的分道扬镳，从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到约翰·穆勒、边际革命三杰和马歇尔对斯密多要素价值论的传承，从两个剑桥的“资本论战”到斯拉法对传统价值理论的挑战，本书的研究既实现了对三大价值理论的综合与创新，又梳理了长达180余年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充分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研究与经济思想史探索的融合。
其三是经济理论演进与历史发展的融合。本书对斯密的价值理论的考察表明，斯密的单要素价值决定模型转变为多要素价值决定模型，不仅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分析方法，而且与原始蒙昧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历史相一致；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表明，从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既反映了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论发展过程，也折射出英国世界工厂地位从确立到巩固的历史进程和自由贸易政策的演变过程。同样地，本书所阐述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创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国分配制度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向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演变过程。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本书所阐释的经济理论演进与历史发展的融合，同时也验证了如恩格斯所言：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其四是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政策建议融合。如果说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如斯密所言在于富国裕民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价值也应体现在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上。本书创立的广义价值论不仅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经济提供了政策依据；本书基于公私产权相互融合优势互补的理论，提出了鼓励扶持民营上市公司发展、遏制国企盲目收购民企低效扩张的政策建议；本书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高房价门槛、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建议；本书还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国际贸易模型，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既要通过强化比较优势获取短期比较利益，更要致力于弱化比较劣势，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产业以谋求长期贸易利益的建议。总之，本书所有的经济政策建议都是在相关的经济理论研究基础上提出的。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蔡继明教授及其团队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广义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初步构建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蔡继明教授坦言，他领导的团队并不奢望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或教科书，只期望本书的问世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提供一个融价值理论、分配理论、所有制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一体的前后一致的逻辑分析框架。蔡继明教授团队以往的研究也常常受到批评和质疑，相信这部新著同样会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需要不断地用生动活泼的经济事实和人类文明的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我们期待蔡继明教授团队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成果问世，同时也期待有更多的经济学家投入到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和构建中，构建起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供科学指导，而且为世界的经济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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