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评论》杂志2024年第1期隆重推出特稿《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此为网络首发，分上下两篇推出。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

　　纵观世界千年金融史，中国早期的金融发展可圈可点；但近代以来的落后使得中国金融发展落入到“以西方为师、向西方合流”的窠臼。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助力创造了世所瞩目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突破了从分流到合流的演进逻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张晓晶、王庆，2023）。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三个维度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丰富内涵，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金融学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

　　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

　　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苦苦探索现代化之路，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都未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撑。由此，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开创之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致力于探索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内嵌于现代化道路之中的金融发展道路，从而突破了此前的以西方为师、从分流到合流的演进逻辑。回望来路，中国非但没有亦步亦趋地走西方国家几百年来走过的老路，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利用了国家信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走出了一条富有本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配合的中国金融体系在快速动员资源、促进储蓄—投资转化、支持经济赶超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有效应对各类风险，避免了危机的发生。百余年来的实践探索表明，立足国情，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从晚清到民国，走的是以西方为师的道路，努力把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理论、制度和实践经验“搬运”到中国来。但这种“西天取经”思路主导之下的各种移植并不成功。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的基础之上，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立足国情独立自主进行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由此形成的金融发展道路助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为世人惊叹的巨大成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1921-194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开端，也是党带领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起步阶段，肩负着为实现现代化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的重任。为了配合革命斗争的开展，这一时期党的金融工作核心特征是“推动形成革命与生产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具体而言，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形势极为复杂严峻的情况下充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努力推动革命与生产相互促进：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为军事斗争胜利和革命成功奠定了物质基础，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胜利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与经济工作的步调相一致，这一时期党的金融工作主要服务于革命斗争、根据地经济和工农大众，通过独立自主发行货币，坚决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创新货币供应机制，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等手段，为根据地军民的生产活动注入了宝贵的资金血液，在旧中国十分薄弱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创造出支撑革命胜利的经济力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波谲云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战略，切断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贸往来。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迅速改变旧中国落后的面貌，这就需要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学习借鉴有益经验，尽快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这一方面有利于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避免受制于人，为现代化建设创造适宜环境，奠定政治前提；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尽快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物质基础。从1953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到1964年着手推进三线建设，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始终注重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发展，以发展巩固国家安全。

　　与之相对应，这一阶段金融工作的核心特征是“为安全和发展服务”。这就要求建立一个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契合的“大一统”金融体系，形成金融信贷资源的计划配置方式，从而有力地动员分散在国民手中的资金等生产要素，来支持重工业部门的优先发展。

　　具体而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等经济活动都按照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展开。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形成之后，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和国营企业财务并存的社会性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体系也相应形成。在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上，呈现“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金融体系高度简化。财政部门是计划体系中负责配置资金的部门，而金融部门只是计划体系的一个辅助性部门，配合财政体系在国家计划的控制下开展资金筹措和配置，监督和调控资金使用。这套“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具备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为建设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供了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2）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与之相对应，这一阶段我国金融发展的核心特征是“从计划转向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我们在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基础上打开国门，借鉴各国金融发展的经验成果，注重更多发挥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中的作用，逐步建立起党领导下的中央银行体系和以银行、证券、保险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在一个以“一穷二白、人口众多”为基本国情的发展中大国里，有效地冲破了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致命瓶颈——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创造出了有效的动员和分配储蓄资源的体制机制，为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实现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保障（李扬等，2018）。这个极具说服力的金融故事彰显出中国金融发展的巨大成就。

　　一方面，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支持经济赶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体现在政府创造性地利用了国家信用推动经济发展（Arezki et al.，2017）；以主导信贷配置方式加速了储蓄—投资转化；以政府兜底方式有效应对各类风险，避免了危机发生。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有力推动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和资源配置的媒介化进程，大大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第一，长期被压抑的利率（即资金价格）随着市场化推进逐步得以纠正，使得广大经济主体的储蓄积极性相应地持续提高。第二，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发展，推动金融资源的配置活动越来越多地由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非金融部门的分散决策共同决定，为微观主体提供了日益宽广的“摆布”自己储蓄的渠道。第三，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也从20世纪80-90年代起开始破冰。我们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借由开放推动改革，金融开放与金融改革相互促进，促进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并通过“物随钱走”的机制引导实体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归根到底是发展质量不高。这一问题在金融领域广泛存在。因此，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推动金融高发展质量，便成为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的主攻方向。简言之，这一阶段中国金融发展的核心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提出了“经济金融共生共荣”、“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避免脱实向虚”等一系列重要判断，明确了“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战略目标，指明了防控风险这一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围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部署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新时代金融取得了重大成就：

　　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强化，党领导金融工作的机制和方式进一步优化；中国特色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形成，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平稳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等一批重大金融改革举措平稳落地，金融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新一代数字技术的驱动下，金融科技高速成长，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效率大幅提升；金融监管得到加强和改进，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总之，金融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支持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展望未来，金融还将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逻辑

　　“理论迷思”：“落后”的金融何以创造“两大奇迹”

　　自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率先迈上了现代化征程，也最早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欧美学者基于本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提出了许多理解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理论框架。或许正是基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自信，欧美主流经济学家常常抱着“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偏见去评判世界上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在他们眼里，中国的金融体系无疑是落后的。但恰恰就是这么一个被人认为是“落后”的、“低级”的金融体系却一方面通过服务于储蓄-投资的转化、促进了持续四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金融稳定、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藉此助力“两大奇迹”的实现，有力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上述事实充分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成就卓著，只不过在西方主流经济金融理论框架中找不到破解中国金融成功之道的密码而已。美国经济学家米什金在其风靡全球的著名教科书《货币金融学》中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是金融发展重要性的反例吗？”（米什金，2022）。隐含于其中的“悖论”是，金融既然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中国在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实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则有悖常理，难以理解。这个令西方学者备感困惑的“悖论”无疑构成中国金融发展的迷思：中国金融发展究竟做对了什么？为何能够助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遇到过、西方金融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理论的新境界，为我们破解中国金融发展的理论迷思，提炼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逻辑指明了方向。

　　探究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逻辑，必须要搞清楚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道路的形成机制，即业已形成的这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是如何形成的，根本途径是什么？二是道路的基本特色，即这条金融发展道路上的“中国特色”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以下两节将分别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探索性回答。

　　“两个结合”：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途径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一重大判断表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筑牢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道路根基。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和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指导，同时又不断经由“两个结合”这一根本途径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马克思主义是魂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魂脉”，是这条道路的理论支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科学总结、批判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运行的规律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中包含大量经济金融关系、货币、信用、资本及金融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

　　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资产阶级信用关系特征和虚拟资本行为规律的系统研究，到恩格斯对金融资本崛起现象的关注，再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银行、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行为的深刻剖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重要学说构建了包括货币、信用、银行、资本等范畴的金融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的本质、运行规律和发展特点。

　　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对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指导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方法论和基本立场层面。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在马克思主义恢宏的理论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贯穿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基石。要创造性地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金融工作中。一是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基础的观点。二是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

　　第二个层面是理论框架和理论逻辑层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研究对象，其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原理以及金融寡头行为规律未必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但同时也要注意，其关于市场经济特征和货币流通运行规律的分析对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经济金融现象，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例如，马克思正确地指出，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金属货币、信用货币和纸币三类货币。一般而言，金属货币更多发挥价值贮藏作用；信用货币发挥支付手段职能；纸币则仅仅是流通手段。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这三种货币是相互转换的。而在经济危机时期，所有的货币都要求回到其耀眼的存在上去，即回到黄金。上述规律，如今依然适用。

　　需要注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在构建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注重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对其进行批判性吸收和创造性转化，为后人的研究探索提供了范例。中国共产党人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探索历程，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关注世界范围内金融理论、思潮、实践和制度的发展变化，注重借鉴世界各国金融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一方面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在以金融革命推动工业革命过程中的有效做法和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不断总结西方国家金融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金融危机频发和贫富差距扩大等方面的深刻教训，避免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人面对外来学说和经验的开放包容心态和科学严谨态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蕴含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是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的方法论。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重大意义在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在浩然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生动的货币金融实践和深刻的货币金融思想。这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脉所在，为这条道路提供绵延不绝的丰厚滋养。

　　从货币金融实践层面看，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儒教与道教——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指出，中国的货币体系有着鲜明的特点，“中国的货币制度在貌似现代的成分中保存着十分古朴的特征”。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进一步阐明，世界上真正独立发展出来而长期保持其独立性的货币文化是极其少见的，但中国货币的发展，脉络很清晰，基本没有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在货币的职能、铸造方式、铸造技术、重量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当代美国货币史学家万志英的研究（万志英，2016）也进一步证实了古代中国货币体系存在与地中海和西亚等区域截然不同的特性。

　　从货币金融思想层面看，早在唐宋之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货币金融现象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考，有些见解还是世界货币史上的重要贡献。例如，《管子》的“轻重论”，明确提出了世界上最古老最朴素的货币数量论，西汉贾谊的《谏除盗铸钱令》或许是世界货币理论史上有关国家统一货币发行权的最早讨论，等等。凯恩斯在1912年为陈焕章《孔门理财学》所作的书评中就曾经感叹道：“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和货币数量理论”。

　　关键在于魂脉和根脉的有机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这表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当中蕴含的中国特色，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思想观点与实践经验的再现，而是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不是拉郎配式的拼凑，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许多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如民为邦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等等，为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提供了现实土壤。

　　正因为这些元素与马克思主义有相互契合之处，正因为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引领，才使得中华文明的上述宝贵基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被激活、继承和发扬，实现了从民为邦本到人民至上、从厚生富民到共同富裕、从义利兼顾到以义取利等一系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逐步构筑起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道路根基和独特优势。

　　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广阔天地。我们党在探索道路的过程中始终注重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中心任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研判金融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创造性开展金融工作，在实践创新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八个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以“八个坚持”对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作出精辟概括，即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八个坚持”是中国共产党人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规律性认识和学理化总结。仔细体会“八个坚持”，每一条都是“两个结合”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激荡的产物。“八个坚持”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是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整体。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遵循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遵循。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成功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进入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金融是当之无愧的“国之大者”，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意味着必须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把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使金融更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确保我国金融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等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到改革开放时期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从新时代全面实现小康到第二个百年征程迈向共同富裕，金融发展始终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关键要素和有力支撑。始终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金融发展的普惠性，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金融发展成果。这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发展道路的显著区别，是金融工作人民性的充分体现。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核心任务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指明了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两个核心任务：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两者是辩证统一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高，经济发展就能够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而为防范化解风险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反过来，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稳定、安全、可预期的货币金融环境，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是对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发现，“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金融一旦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本宗旨，就会患上“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的“狂想病”，进而引发金融风险，导致经济停滞和社会震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复出现经济金融危机，与其金融业的脱实向虚不无关系。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早已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辟论断。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名言“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就表明，货币金融的发展植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交易需要，服务实体经济是货币金融体系的本源。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经济金融共生共荣”重要论断，以及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即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肌体”与“血脉”的生动比喻表明，在经济与金融的循环流转中，实体经济发展是根本，金融服务是支撑，金融工作必须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方面要以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在支持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中实现金融自身高质量发展。

　　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等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历程，就是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始终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在金融工作中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与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辩证统一的。服务实体经济不但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在经济循环中，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构成的实体经济供求循环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这一循环畅通，就不会出大问题。中国经历了四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发生危机，这是世所罕见的奇迹。其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发展进程中没有产生风险隐患，而在于中国政府一直居安思危，一手促发展，一手防风险，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作为发展的底线，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做大蛋糕、积累资产，为化解金融风险隐患提供充足的弹药。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大原则

　　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落后农业国。我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在确保宏观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两大战略任务，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至关重要。发展是根本目的，只有依靠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是强大动力，只有不断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推动发展；稳定是基本前提，只有在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前提下谋发展、促改革，才能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稳定预期、增强信心，把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切实推进。中国基于转型和发展两大战略任务，坚持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三维统一”，相较于西方所谓的“休克疗法”、“金融大爆炸”、“华盛顿共识”，有着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统筹考虑改革发展稳定，协同推进体制转型、经济发展和宏观稳定。“八个坚持”当中的后面四条，系统总结了新时代金融工作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基本经验，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原则。

　　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就是要通过推进改革为金融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既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市场化意味着要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主动性创造性，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金融主要依赖于信用的特点更需要有契约精神和法治保障。加强金融法治建设，以法治思维提高金融监管效力，为金融业的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着力破解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能充分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需要这一难题。这就要求金融业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要求，以解决融资贵融资难问题为抓手推动市场体系、机构体系、产品与服务体系的结构调整，从而起到连接供求的桥梁和组织资源的作用，推动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就是要将安全作为开放的前提条件，将开放作为安全的必要条件，使得二者相互促进，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在新时代的金融工作中，我们推动渐进开放，坚持底线思维，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相对于产业、贸易的开放，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是渐进而审慎的，必要的资本管制是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的“防火墙”。底线思维强化了风险意识。这包括加强和完善监管，提升金融韧性，以及维持较高的外汇储备以防不时之需。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就是要以“稳”定大格局，以“进”定新方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稳是大局和基础，为进创造前提条件；稳的重点是稳定经济金融运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进是方向和动力，为稳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进的重点是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推动金融结构调整。

　　执笔人：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董  昀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副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李广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俊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