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经济史学的创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现场 本网记者 陈炼/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陈炼 通讯员 朱玉珂 刘炳哲）8月29-31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经济史学的创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 

会议致辞嘉宾 本网记者 陈炼/摄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燕红忠教授主持开幕式 本网记者 陈炼/摄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龚云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林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刘莉亚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亚虹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燕红忠教授主持。 

　　为最终胜利提供重要经济支撑 

　　会议提出，从抗战根据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政金融实践，到战后工业基础的艰难重建；从计划经济时代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历史叙事不仅为理解近代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现代国家构建提供关键的历史视角，也为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昉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应对财政困境与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兼具理论意涵、实践指向与动员特质的金融思想体系。这些思想未停留在政策条文或党政文件中，而是经由报刊媒介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不同区域与社会层级中产生了深远而持续的影响。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实践。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雪香的研究聚焦西北苏区消费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1935年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消费合作社在保障军民供给中发挥关键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党领导下的不断摸索中，消费合作社制度不断完善，1942年实行“官助民办”政策，强调由群众自己管理，边区的消费合作社因此得到迅速发展。这一历史进程既展现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探索性，也反映出制度建设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刘杰表示，商人团体积极参与抗战，亦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七七事变、武汉会战，汉口商会依托地方商业网络与政治动员能力，建立起立体化的抗日动员体系，开创了商人团体通过经济手段参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先河，构建了“商战即抗战”的特殊动员模式，也为后续战时经济动员提供了可借鉴的民间方案。我党正是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才能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众看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经济斗争中，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其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灵活的商业手段，为根据地采购、运输军需和战略物资，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反封锁、反禁运经验。这些经验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的坚定决心。 

　　从历史汲取经济发展前行动力 

　　会议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自有其历史根基和文明底蕴，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塑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底蕴。探讨历史上的经济发展规律，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供历史经验和借鉴，为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文明底蕴。 

　　燕红忠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和重要支撑，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无疑具有相同的特征。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发展路径深植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发展路径上，中国缺乏西方式的债券与股权文化积累，却孕育出适应本土需求的信用机制与非中心化金融传统。中国的金融现代化道路表明，金融体系的构建并非单一模式的移植，而需尊重历史延续性与现实条件，走符合国情的特色发展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赵学军表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在于构建有效制度、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五年规划”是这一过程的关键体现，其核心要义不仅在于经济发展目标，更是一套推动中国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应明确，借鉴历史经验，就要把握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统筹兼顾、继往开来地走好未来的“十五五”道路。 

　　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的经济活动，要在重温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更好地用历史经验启示现实经济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戴建兵提出，经济史研究需同时兼顾理论方法、历史方法和实证方法，要从历史上的经济变迁中总结规律。中国的经济学要从几千年以来的经济实践中探究规律、形成理论，我们只有更好地解读历史才能更好地阐释现实经济。 

　　贵州财经大学党委书记缪坤和认为，抗战史中新史料的发现是经济史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史料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只有掌握更多的有效资料，才能更为清晰地认识历史，针对文字和实物史料的整理工作除了去伪存真外，还应向全面和分类化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丰富了史料的形式，作为经济史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问题导向”和“系统性”，做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 

　　“我们中国经济史学界，有责任、有义务去书写去记录抗战时期的经济学人，以学术视野总结好抗战经济史。”在龚云看来，一是要在抗战历史纪念和理论创新中强化使命担当。经济史学界既要记录真实历史，更要引导社会正确认识历史的使命，捍卫正确的二战史观；二是要深化经济史研究的理论自觉，实现史论结合。研究者需增强对唯物史观指导的自觉性，要通过系统研究把握历史规律，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推动世界经济学理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度对话；三是要拓展经济史研究的世界视野。需立足全球视角审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既要揭示中国经济史的独特性，更要阐明其对人类经济发展历史的贡献，在比较与对话中构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会议还进行了分组学术报告和讨论环节。同时，本届年会共设置12个分会场，汇报论文200余篇。 

参加会议嘉宾合影 本网记者 陈炼/摄 

　　会议由中国经济史学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