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译心）6月22-23日，第四届“历史视野下的经济发展与思想演进”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期刊社相关学者莅临参会。会议旨在进一步推进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跨学科交流，传承和弘扬王亚南先生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荣传统。
22日上午，简短而隆重的开幕式在厦门大学经济楼举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高忠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高超群研究员，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侃依次致辞。开幕式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嘉楠主持。
推进经济史跨学科交流
本次会议包含三场主旨演讲，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周黎安、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经济史教授马德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依次带来精彩主题报告。
周黎安的报告围绕“国有工业基础、产业集聚与乡镇企业进入”的主题展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兴盛被认为开创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模板，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现有文献聚焦于经济转型和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不同，周黎安教授的合作研究从新的观察视角，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以及投入产出表的相关信息，实证分析改革开放时期乡镇企业的兴起与国有企业和国有工业基础之间的产业、空间与制度关联。
周黎安的研究结果发现，国有工业基础总体上对乡镇企业进入有显著正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内资型和内向型乡镇企业的进入。乡镇企业和国有工业的产业具有地方性的空间关联，表现为市县级国有工业基础对乡镇企业进入的正向作用，中央和省级国有工业基础更多体现为“挤出效应”。在地区差异上，中部地区国有工业基础催生了内向型、内资型乡镇企业，而东南沿海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关联度较弱，外资与出口对其乡镇企业发展影响更强。从产业关联角度考察，国有工业基础显著促进同行业、上下游相邻行业的内向型乡镇企业进入，且对下游行业影响相对更强。周黎安的合作研究说明，在经济转型早期乡镇企业借助国有工业基础的产业关联和技术溢出得以发展，两者存在同行竞争关系，但也存在上下游产业关联的互补性，及一定的产业共生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从一个新视角解释了地方政府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强大激励，补充和拓展了以往文献。
马德斌以“从国家能力看中西大分流：反思中国近现代财政金融”为题展开探讨，追溯了世界经济分流的历史，指出分流始于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工资水平显著提升，背后原因与英国的财政和金融革命以及光荣革命密切相关。光荣革命促使英国逐步走向君主立宪制，国家权力转移至国会，形成了一个精英民主政府，通过增加税收和发行国债建立了稳固的财政基础。这一体系依赖于独立的英格兰银行，保障了货币信用和债券的安全性。马德斌还阐述了中国古代税收的长期趋势，指出中国古代税收主要依赖土地税，尽管人口增加，但收入并未增长，尤其是明朝后期，财政调动能力非常弱。清朝的财政收入低且依赖土地税，中央政府在危机时剥夺地方财税收入，导致地方政府通过苛捐杂税来弥补，形成恶性循环，阻碍了现代财政体系的发展。
不断挖掘经济史研究新途径
李伯重的发言题目为《计量史学：经济史研究的途径》，认为经济史与经济学和历史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在美国，大多数经济史在经济学系，而在欧洲则大多在历史系或其他人文学科中。早在一百年多前，梁启超先生在倡导新史学的时候，就开始提倡历史统计学。李伯重以《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江南与荷兰进行比较为例说明计量史学的重要性。学界对于明清江南经济的整体判断存在分歧，传统说法认为，江南地区富甲天下，而在20世纪后则认为该地极度贫困。通过使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1820年的人均GDP，江南大概1000美元，荷兰是1800美元，西欧大概是1200美元。如果不采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将无法判断江南究竟是富甲天下还是极度贫困。研究经济史，如果没有历史学的根基，完全用经济学的方法，用有限或不太可靠的史料构建历史，那会出很大的问题。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史时也应当重视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作为青年经济史研究者而言，要多加学习，更要多加创新。
会议得到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收到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学校青年学者的积极投稿。两天的议程中，研讨会共设置14个平行分论坛，38项优秀成果在分论坛被分享、点评。
研讨会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邹至庄经济研究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供学术支持，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承办。会议还得到《经济思想史学刊》《中国经济史研究》《世界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等国内重要学术期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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