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8月21日，北京大学第七届中外经济思想前沿研究生暑期精品课程班开幕。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教授在开幕致辞中谈到，经济思想史是一门古老的学问，由诸子百家为之奠基的中国经济思想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中有着重要地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宋丽智教授在致辞中祝愿讲习班越办越好，并勉励同学们学有所成。开班仪式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周建波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叶坦的演讲主题是《“民本”经济观的历史演进——考察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一个视角》。“民本”经济观以民生为核心，以富民、养民为基础，反对与民争利，主张富民是富国的基础。“民本”经济观不仅有学说主张，还有理想蓝图与实施，从《礼记》到孟子，直到唐宋的慈幼局、养济院等，都是体现。赈灾是“养民”的关键，春秋时期萌芽于齐国的“以工代赈”，到北宋范仲淹明确实施。历代储粮备荒、平稳粮价的“常平仓”，影响到1930年代美国农业立法。“以民为本”才能长治久安。从“民本”到“为民”的历史超越与制度创新，只有新中国建立才得以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是对“民本”经济观的全方位超越与时代升华。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李晓教授围绕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是否有中国特色、中国历史上（古代）是否有企业家精神与工匠精神、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是否有现代价值这三个问题展开本次讲座。研究企业家精神历史，承认它基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土壤、社会结构等等，有不同的思想内涵，是学界的主流共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诚壹之道”意思是，诚于一事，精益求精，方能达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水平。“爱贵之义”，要求从人格上尊重和在感情上爱护，从而有效缓解道德风险。
周建波以中古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为中心，论述了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外来文化本土化的过程。佛教经济思想对中国最核心的影响在于流通。佛教对流通活动的重视匡正了汉代经济思想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颇，从伦理、观念、模式、制度等多个层面补充了社会流通功能，对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本末论和黜奢崇俭论进行了拓展与补充。佛教经济思想上承汉代已经出现的庄园经济，下启中唐之后的小农经济，通过与中国经济思想的合流以及自身的中国化转变，实现了与中国本土经济思想的融合发展，对推动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和深化作出了贡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涛教授以《从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理论成就的特点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中国道路》为题作了讲解。中国与西方在讨论经济问题时的侧重点不同。西方更加重视需求、效用等微观问题，而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宏观问题更加关注，例如财政税收。西方世界的“经济”一词源于色诺芬的《经济论》。文艺复兴以后，人们对世俗利益的追求取代了中世纪对上帝的奉献，这种对财富的思考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的诞生。中国古代是农耕文明，社会稳定的前提是中央集权体制，自古以来对于国家安全的问题有着更多的考虑。概括来说，西方文化基因与东方不同，中国道路一定要延续中国历史传统，厘清中国国情、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等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朱华雄教授以《中国传统保险文明的生成及现代化》为题进行了演讲。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考量，我国古代就有大量的保险思想发源，包括基于德政、仁政的社会供养思想，基于集体合作的互助思想，以及基于粜籴之法的储粮备荒思想。自周朝起，中国已经出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早期形态。例如《周礼》中记载的委积制度，汉武帝时期的平籴制度，以及宋仁宗时期建立的广惠仓，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民生保障制度。财产保险则出现较晚，最早是具有经济补偿形式的民间货运组织，例如明代出现的镖局。近代，以洪仁玕《资政新篇》、魏源《海国图志》等为代表的作品将西方保险思想传入中国，彼时国内的保险行业仍被西方垄断，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保险思想逐渐觉醒并开始抗争，“与洋商争利”，通过保险研究促进民族保险业科学发展。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冯华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经济思想的历史考察》为题进行了报告。就中国式现代化而言，中国的产业思想史比西方悠久，而这主要体现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明中。就当前而言，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在新形势下，要实现要素变革，即从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要素为主导向新型技术、信息、数据要素为主导转变。发展动力从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生产方式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式转变，经济循环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行转变。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宋丙涛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向儒家回归。儒家思想中的横渠四句讲到“为天地立心”，将“天”“地”作为公心的依据，为儒家经济思想和古代国家治理注入了“公共经济”的内核。虽然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公共经济的概念提出，但是关于公共经济所有的内容都涉及过。中国古代治理思想与西方相比具有现代特征。从孔子开始，治理思想就是政治思想，其内涵是“正确治理”，这使中国古代治理的首要认知对象是公，国家治理是公私之间处理好关系，也就是今天说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儒家思想为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套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的模式、一套人文知识体系、一套公共经济的思想内核和一套现代国家治理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学军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经济现代化的固有底蕴》为题进行汇报。在连续性方面，中华文明以大国经济为依托，受到宗族血缘社会形态、农业耕作史等因素的影响；在统一性方面，中华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其基础是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建立在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乱的信念之上；在包容性方面，中国古代大国经济始终呈现多元区域不平衡的发展格局，又反复汇聚中原形成发展高峰，实现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包容互进；在创新性方面，中华文明创新性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多元化，中华文明善于与其他文化交流，保持自己的特色又融合新的文化；在和平性方面，中原王朝和周边政权的贸易往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等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和平性的交易，都可以体现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连辉作了主题为《从道法自然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生态环境思想视角》的报告。古代，传播时间足够长、延续时间足够长、受众足够多的主要是诸子的思想，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泛伦理主义是环境保护主义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近代，“西学东渐”中现代生态环境科学理论思想传入中国，主要体现在“自然”“环境”“生态”等相关概念上。当代生态环境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论述中，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或会议成果中，具有政策性、实践性特点。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授张亚光报告的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准备——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思潮》。“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许多理论贡献。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历史上首先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成功经验的自信自立自强之策。“现代化”概念起源于西方，中国对“现代化”思想的传播和讨论，是全球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一部分。
闭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华春教授作为班主任对此次讲习班所有嘉宾的讲座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归纳。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围绕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传承与创新发表讲话。讲习班学员代表房兴达等分享了学习感受。最后，周建波表示，学习历史就是要鉴往知来、推陈出新。至此，课程班圆满结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谢文瀚、李嫣然、刘婷、康迎、魏领昊、陈洲扬、汪欢颜、黄文心供稿）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 © 2011-2025 by www.cssn.c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