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拓展LRS产品内分工模型，从技术溢出和产业链溢出双重角度，检验数字服务要素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一国（地区）内部数字服务要素流动，有利于提升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出口贸易活动隐含的数字服务要素流出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正向影响，而进口贸易活动隐含的数字服务要素流入则因贸易成本起主导作用，对全球价值链攀升产生负向影响。研究还发现，前向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后向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表明制造业发展更易受到外部需求力量协同带动，形成价值链升级的驱动力。此外，降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提升经济体发达程度，会增强数字服务要素流动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本文研究为中国数字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数字服务要素；全球价值链；溢出效应；数字贸易成本

　　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制造业作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为应对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应充分意识到尽管我国已建立门类齐全、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体系，但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仍存在“卡脖子”的短板，亟需提升产品国内附加值，加快推动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结合数字时代背景来看，数字服务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兴服务业态，以其技术性强、知识密集、附加值高的特性，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数字服务如何与制造业实现深度融合，进而发挥数字赋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作用？鉴于此，本文依据数字服务要素广流动性、强渗透力、高知识量等特征，从技术溢出与产业链溢出双重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时代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内涵，旨在为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提供参考借鉴。       

　　围绕服务业如何作用于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出口产品质量、全球价值链分工等问题，既有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启发。然而，直接以数字服务要素流动作为研究对象，构建贸易网络的研究还很少见，与此同时，数字服务要素流动的测度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研究并未凸显数字服务的显著特征及其技术溢出效应。实际上，相较于传统服务，数字服务具有更高的技术吸收转化门槛，不但难以被承接国（地区）学习模仿，而且若过于依赖其他国家（地区）的数字服务供给，有可能处于被控制、被主导的关系格局中。为此，本文建立数字服务要素流动测度框架，侧重于分析中间品贸易活动隐含的数字服务要素流动，并采用加权复杂网络方法刻画其结构特征。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识别水平行业间技术溢出以及垂直行业间产业链溢出效应，以此检验数字服务要素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本文采用拓展LRS产品内分工模型，将数字服务与制造任务相结合，提出如下理论研究假说：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加快一国（地区）内部数字服务要素流动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在自由贸易环境下，数字服务要素跨国（跨地区）流动会显著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其中，对数字服务要素流出国（地区）具有正向影响，对数字服务要素流入国（地区）的影响方向不确定，取决于技术溢出与贸易成本效应的相对大小。在实证研究设计上，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方法构建溢出效应权重矩阵，并将其纳入计量模型中，以体现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实证结果显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更易受到需求端协同带动，增加一国（地区）内部数字服务要素流动、加大出口贸易活动隐含的数字服务要素流出以及下游行业的数字服务后向溢出，均有利于提升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而进口贸易活动隐含的数字服务要素流入、上游行业的数字服务前向溢出，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会带来负向影响。此外，数字服务要素流动在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高收入国家（地区）中具有更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效应。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从战略角度出发，中国应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技术人才储备、营造企业良好营商环境，不断扩大数字服务技术溢出的空间半径，进而加速数字服务创新，提升数字服务质量。第二，利用并放大数字服务的技术溢出。一方面，鼓励数字服务要素在中国国内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集成全球数字服务强国的先进知识技术，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数字贸易战略，做好数字服务的“引进来”与“走出去”。第三，为牢牢把握数字化变革发展机遇，建议进一步完善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攻克数字“卡脖子”关键技术障碍。遵循聚焦“制造”、改造“传统”、壮大“新兴”和升级“链条”四大路径，促进数字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从而为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作者单位：吕延方、项云，华侨大学；王冬，闽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