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背景和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力要与生产关系相适应，后者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社会历史属性。历史上，生产力的每一次重大跃迁，皆以当时的产业形态为基础，推动经济社会制度演变以及新型生产关系逐步形成。

　　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之际，中国正在抢抓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力跃迁。与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抓住前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工业经济发展机遇不同，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为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因此，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需要洞察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制度及其改革方向，从而构建与数字经济时代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主要内容和结论

　　本文从“所有制形式—组织与市场—社会分配—国际生产关系”四个方面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论述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的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一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控制力发生变化。以往对生产资料的所有主要是指对资本的所有，现在数据要素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二是组织与市场更加灵活多变。与传统市场相比，平台组织形态、线上市场机制、竞争规则出现新进展。三是社会分配普惠和差距扩大两种相反趋势并存。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在增强社会普惠性的同时，人与人工智能的矛盾关系备受关注。四是国际生产关系开放性更高，对跨境数据流动和数字技术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进一步研究认为，深化改革是构建与数字经济时代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基本路径。由于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惰性，生产关系的变化可能跟不上生产力跃迁的速度。通过改革，既可以顺应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自发过程，也可以避免生产关系自发演变的滞后性，从而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构建一个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现有文献强调人与人及人与机器的关系、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与组织方式。也有文献进一步强调分配，认为新型生产关系包括所有权类型的新样式、适配度更高的要素市场、共享型的分配趋势。但这些文献都没有明确提出一个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二是对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的范式转变给出现实性的解释。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厘清了数字经济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内嵌关联。三是从全面深化改革视角，探究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路径。

　　政策启示和建议

　　随着生产力的跃迁，生产关系的变化有自发性，但一些新事物需要正式制度予以确认，建立起基础制度体系，反之可能出现发展不规范不公平等问题。生产关系的变化有滞后性，如果不能及时调试将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且越是难以自发演变的制度对生产力的制约越严重。生产关系的变化还有能动性，前瞻性的制度变革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且可以更好地体现政府规划、举国体制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升线上市场的市场化水平，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激发平台及其数字生态系统在内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力和创新力，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在线上市场引入更多竞争，强化市场化原则。加强以数据为代表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推动数据交易所和交易场景的发展完善，提高数据交易数量和专业化层级。

　　第二，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创新领域，改革的着力点在于为市场自发形成的组织形态及其秩序提供制度化认可和规范，同时增加对反垄断、科技伦理、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制度供给。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与技术—经济新范式相适应的制度环境。

　　第三，突出重点领域的生产关系调试，注重改革实效。提高劳动者数字技能，缓解人与人工智能的紧张关系。推进数实融合，协调新组织新业态与传统经济之间的关系。落实先立后破，处理好新旧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加强社会保障水平，优化社会分配关系。

　　第四，扩大开放生态，并加强安全治理。有序推动数据跨境流动，把市场规模优势转变为数据积累优势，把以市场换技术延伸为以数据和场景换技术。利用数字经济的开放生态提高产业链韧性，并注重统筹发展与安全。

　　作者单位：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刘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