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在重塑文化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格局，算法推荐重构信息入口，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内容创作，大模型训练牵动话语权再分配，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全链条正在被重新定义。技术变革越是深刻，文化主体性经受的考验就越是尖锐。

　　所谓“文化主体性”，是指一个民族或文明在文化创造、传播与对话中保持自我定向、自我选择、自我表达的能力。具体而言，“文化主体性”不同于“文化自信”侧重对既有文化价值的肯定与认同，它更强调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与方向掌控；它也不同于“文化自觉”，费孝通所倡言的“文化自觉”重在理解自身文化的来路与去路，而“文化主体性” 则要进一步追问在技术深度嵌入文化肌理的时代，谁来决定文化往哪里走、以何种面貌呈现。因此，“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能力基础，是“文化自觉”的实践指向，也是“文化自主”的核心要义。巩固数智时代的文化主体性，需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依托深厚的文化传承，并构建自主的话语体系。

　　价值引领：把稳数智技术的文化航向

　　技术一旦深度介入文化领域，价值问题便随之而来。今天，人们看什么越来越多地由算法决定，信什么不同程度地受模型影响，文化产品的筛选权与分发权正在大规模让渡给技术系统，生成式人工智能更让内容生产呈指数级增长，同质化推送编织信息茧房，深度伪造模糊真实边界。流行的看法认为算法没有立场，技术只是工具，这种“技术中立论”在哲学根源上不过是技术决定论的变体。它将技术视为自足的、外在于社会关系的自然力量，遮蔽了技术设计背后深层的权力结构与利益博弈。精神生产的每一次媒介跃迁都扩大了文明交往的广度，同时也重构着文化权力的配置。算法不是自然物，它是人的观念的对象化，推荐权重如何设定，内容边界如何划定，标注规则如何制定，背后都站着具体的利益结构和价值立场。所谓平台依流量逻辑运转，实质是资本逻辑借技术形态出场。当热搜由点击量排序，深度内容让位于碎片信息，争议性表达获得系统性偏爱，技术中立的面具就再也遮不住价值失衡的实质。

　　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文化主体性在数智时代的守护，首先在于戳穿“技术中立”的幻象，将价值导向问题重新置于公共视野之中。将价值导向嵌入技术研发和应用全过程，是变互联网“最大变量”为“最大增量”的根本保证。党的二十大作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的部署，从《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施行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从算法综合治理到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网络治理的一条主线就是把价值导向嵌入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全过程，让向上向善的内容获得分发的优先权，社会效益优先从倡导变成硬约束。数智技术改变的是文化的载体，改变不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与航向。文化朝哪里走，从来不由技术的浪潮决定，而由掌握技术的人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决定。浪潮越汹涌，越要把定盘星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文脉赓续：重燃中华文明的数字薪火

　　数智浪潮冲刷的是文化的载体，不是文化的内核。敦煌研究院以数字技术高精度采集洞窟壁画，数字敦煌资源库让千年艺术走向全球公众；故宫博物院的数字文物库已开放超过十万件文物影像，宫廷珍藏变得触手可及；《黑神话：悟空》以顶尖图形技术重述西游叙事，上线即带火山西古建游，大批年轻人循着游戏取景地图寻访应县木塔和小西天；非遗技艺在短视频平台焕发生机，千年窑火与直播间相遇，古老手艺收获亿万观看。这些案例接续涌现，指向同一个事实：技术再新，真正打动人心的仍然是文化自身的力量。而更深一层看，这些案例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打动人心，恰恰在于它们彰显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五大特性构成了中华文化生命力历久弥新的内在密码，也为数字时代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

　　文化具有相对于经济基础的独立性，伟大的精神创造能够超越产生它的时代，与一代又一代后人展开对话。希腊艺术如此，历经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更是如此。数智技术提供的，正是文明对话的新媒介、新语法——它使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数字存档中得以延续，“创新性”在游戏交互、沉浸体验中获得创造性转化，“统一性”与“包容性”在跨地域、跨族群的数字传播中不断延展，“和平性”则在全球文明互鉴的虚拟场域中持续彰显。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开放气度，是数智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必由之路。文化主体性不是抱残守缺的自我封闭。数智技术用得好不好，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看它是否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二个结合”造就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数智技术正在为这个文化生命体提供新的承载方式。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当数字空间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自发亲近传统、认同传统，把国风国潮过成日常生活方式，这种自信便沉淀为文化主体性最深厚的土壤。

　　话语建构：争夺数智空间的中国叙事权

　　文化主体性问题在世界视野中最为尖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语料以英文互联网为主体，价值观对齐沿用的多是西方标准，中华文明在大模型知识版图中的占比与它的实际分量远不相称，海外有些模型对中国议题的误读时而有之。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相关平台的内容规则由Meta、Google等少数跨国公司制定，价值评判的尺子握在别人手里。国际舆论场的信息流向长期呈现中心与边缘的结构，数智时代的文化竞争，表层是产品之争、流量之争，深层是标准之争、话语之争。

　　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与话语体系的自立自强，是打破西方文化霸权的关键。面对这一格局，国产开源大模型已展现突围态势。文心一言、通义千问、智谱AI等国产大模型相继推出，在中文语境理解与文化表达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证明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并非不可逾越的高山。但比技术底座更深一层的较量，在于话语体系立不立得住、文化表达能不能传得开。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落实到数智空间，一方面要发展自主可控的大模型底座，构建中文语料的高质量标注体系；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一带一路”数字文化共同体建设，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数字文化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让主流价值成为智能时代信息分发的默认设置，使中国话语从“被讲述”转向“自主讲述”。

　　在开放交流中确立主体坐标，是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的必然要求。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是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的必然要求。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数智技术恰恰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低门槛通道，网络文学、国产影视、电子游戏承载的中华文化意象正在抵达越来越广泛的海外受众，各民族文化经由数字媒介相互看见，世界文明的交往格局正在被重塑。数智浪潮奔涌向前，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最终要靠文化的主体坐标来标识。守住这个坐标，中华文化就能立得住、行得远，不断彰显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这不仅是文化自信的内在基础，更是文化主体性在数智时代的具体体现，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独特的力量。

　　（作者单位：成都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