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前，育儿在日本始终被视为女性单独的问题，而非整个家庭的问题，因此对于育儿的支持和帮助政策从未得到重视，从结果上来讲导致严重的人口减少。自1990年少子老龄化作为社会问题被正视以来，日本连续推出各类对应措施以求减缓该进程，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并未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从积极方面看有两点:首先表现在人口规模缩减速度有所减缓。2005年日本总人口首次负增长，自此日本步入人口减少的时代。根据厚生劳动省2024年数据显示，日本自2015年开始至2023年总和生育率连续8年递减，直至2023年总和生育率达到历史最低1.2，出生人数也达到历年最少的727288人。但通过对比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对未来人口数的推算和实际人口数，可以发现自2000年后，日本实际人口数呈现出高于推算人口数的态势，例如2020年10月日本实际人口数为1亿2614万人，而2012年发布的推算人数为1亿2418万人，比推算人数多196万人。可见日本虽未能在短时间内遏制少子化进程、扭转人口减少局面，但的确对人口减少的速度起到了延缓作用，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争取了一定时间。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男女相对平等的就业环境。日本通过制定诸如《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女性活跃推进法》等法律，保障男女在招聘、录用、晋升、培训等方面能够享有平等的机会。同时，托育机构数量的增长使得待入学儿童数量逐渐减少，为女性步入职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女性的就业率。根据日本政府2024年劳动力调查数据，自2013年起，日本女性就业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2013年就业人数2809万人，2023年达到3124万人，十年间增加315万人。女性正式员工比例也有所上升，2023年20—30岁女性劳动者中正式职员占比73.9%，正逐步接近男性的85%。女性所处的职场环境正在逐步改善，有望借此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 

　　虽然这些政策带来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该社会问题。 

　　首先是结婚率并未有显著提升。日本少子化的最大原因是结婚率过低和婚后生子能力低下，其中包含晚婚化在内的结婚率低下是最主要的原因。然而，日本的少子化对策中并未针对“结婚率”，而是仅针对“婚后生子能力”进行作为，未将创造适宜结婚的社会、以求提高结婚率作为少子化对策的重点。实际来看，日本年轻人的结婚意愿并未下降，但结婚率却逐年走低，主要原因仍然在于经济负担和育儿费用负担对结婚形成障碍，日本的少子化社会政策仍未解决结婚率低下的本质症结所在。 

　　其次，适龄生育夫妻的生育意愿仍然较低。减轻养育负担、促进女性就业等政策的推出，目的在于提高未婚适龄公民的结婚率，并借此提高生育率。然而，在未婚者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的情况下，适龄生育夫妻的意愿生育量仍逐年降低，尽管出生率的降低的确与结婚率的降低有关，但少子化对策仅仅针对婚姻表层问题的基本支援，难以使出生率的提升达到政策期待的效果。宏观层面上，出于对社会利益的追求，国家希望生育率有所提高，但具体到个人层面，出于对自身发展的追求，年轻人对生育的意愿较低，两者之间的意愿并不吻合。因此，将年轻人的自主意识作为主体、期待其自主提高结婚意愿并以此提升出生率的做法，并不能减缓人口的减少和经济衰退的速度，必须在接受社会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从强制性社会政策方面寻找出路。 

　　再次，产假政策的实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自产假政策施行以来，日本实施产假政策的企业越来越多，在2015年时的企业比例达到81.5%。但实践中，真正休满10月产假的女性人数很少，并且工龄越大的女性越趋向于少休产假，以应对企业对其尽快返回工作岗位的要求，这一趋向使得女性生育压力并未如政策预期般得到缓解。另一方面，由于“男性育儿意识较低”“上司和同事不予理解”“生计困难”等现实原因，父亲实际上极难取得育儿假期，尽管取得率呈上升趋势，但直至2022年，能够取得育儿休假的男性比例也仅仅达到17.13%。即使夫妻双方都能取得产假，也仍然存在假期结束后、育儿和工作不能平衡的情况，生育压力带来的经济压力是通过产假政策提高出生率的重大阻碍之一。 

　　最后，对儿童教育的支持政策效果不彰。长期以来，日本对儿童抚育的现金给付程度始终较低。儿童津贴自1971年才初次创设，时间较日本其他社会政策相比大幅滞后，在20世纪80年代时限定的扶助对象也显著少于国际水平;2000年开始，扶助对象有所扩张，但作为少子化对策仍并未起到预期效果而饱受诟病。另一方面，“教育无偿化”的政策是作为少子化对策的重要一环而提出，其主要形式是直接给予家庭现金，但由于日本学校存在不被补助的高额校服费用、修学旅行费用等私人负担费用，实际上补助的现金并不足以减轻家庭的教育压力。并且，由于“免费提供教材”“免费提供伙食”等强制性政策，日本公立学校在选择教材、提供伙食的过程中常受到政府规定限额的限制，这一举措被认为反向影响了儿童的教育质量。事实上，降低大学入学金和学费以及提高儿童津贴额度对于提高生育意愿的效果十分显著，但为了达成上述社会福利而增加税收的做法却会造成国民的抵触情绪，反而使生育意愿有所下降。日本政府对家庭育儿、教育方面做出许多经济支援和政策援助，但并未从根本上缓解普通家庭对育儿支出的经济压力。针对日本提高生育率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我国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构建系统化的生育政策，切实提高群众生育意愿。 

　　（原文标题：《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促进生育政策的体系化构建》） 

　　（作者简介：艾琳，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