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善创业行动理论的理论框架 

　　理性被视为创业行动理论的基本假设。然而，已经有证据表明，部分非深思熟虑的行动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契合环境快速变化的节奏，帮助创业者抢占机会窗口，个别研究开始对创业过程中的冲动行动、紧急行动、与顺从创业相对的“离经叛道”的创业（rogue entrepreneurship）等展开分析。与神经学、病理学结合的负面情绪、生理特征与疾病等“黑暗面”也为研究个体理性和行动的混乱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深层次关系也有待探寻，预先没有设定明确目标的探索性和试探性行动会带来哪些影响，对此的深入讨论可能使理论基础更加牢靠。未来研究可以以非理性的创业者和行动为切入点，探究理性行动与非理性行动的起点有何不同？创业者在什么情况下更适合采取理性/非理性行动？二者之间是否可以相互转换以及如何转换？哪些创业者更容易进行非理性行动？通过非理性行动快速抓住资源的创业者曾受到哪些行动的影响？等等。 

　　另外，现有的过程研究或是以创业者第一人称视角记录其创业历程（如创业日志），或是以第三人称视角，由研究团队整理数据资料，寻找合适的理论对解释数据内容，前者可能受到创业者有意无意的语言诱导，后者则难以准确识别行动产生的真正原因与意义。未来研究可以基于第二人称视角，选择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通过“创业者—研究者—研究者—创业者”之间的对话，先观察倾听创业者的实践经历，再由研究者与创业者进行实践层面的讨论，接着，多位研究者共同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讨论，最后与创业者进行理论实践的确认复核，将创业者的事实描述、研究者的主观理解、旁观者的外在视角、理论上的对应解读充分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交互的、深入的调查研究。 

　　二、剖析本土情境下的创业行动内在机制 

　　行动实践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命题，知行合一的行动模式在推动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必要区分东西方的情境差异，发掘契合中国特色的创业行动，推动创业行动理论在本土情境下的发展。 

　　从行动主体和行动过程视角，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国创业者往往更加重视血缘和地缘关系，与西方受宗教影响较大、注重合同契约相比，关系是中国创业群体建立网络、获取资源的重要渠道，也是影响行动的重要因素。创业者在行动时需要考虑家庭、宗族等情感、血脉因素（如传统商帮、现代家族企业），这既能帮助其实现从0到1的突破，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从1到N的发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也催生了背景、圈层丰富的创业群体（如夜摊经济、非遗文创），展现出现代创业生态的多元与包容。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讨论创业者平衡传统文化规则与现代市场规则的行动逻辑是什么？创业者如何行动以推动既有关系网络变化？通过回溯历史比较古代创业者和现代创业者的行动路径差异？发掘商业背景创业者与非商业背景创业者在创业行动和行动结果上的侧重与差异？等等。 

　　从情境嵌入视角，本土情境的重要特点之一体现在政府力量上。一方面，不同地区的政策制度影响着创业者对创业意义和创业可行性的判断，另一方面，创业者对地区政策的解读也影响着其具体行动。Shepherd等指出，除了存在明显差异的先决条件，微小的认知偏差和感知不确定会在一次次的认知—行动迭代中被放大，进而影响行动结果。创业者可能错误估计政府对资源等的控制，从而使行动速度或效果受到影响。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比较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创业者如何解读中央政策、地方政策和政府行动，主动与情境交互，做出行动选择并实施行动。 

　　三、挖掘数智时代下创业行动理论的深层次应用 

　　数智时代为探究创业过程提供了崭新的情境，也为深入创业者认知变化，弥合理论与实践、认知与行动之间的腔隙提供了新的工具。 

　　从技术对行动过程的影响角度，数智技术为模拟创业行动情境、全面追踪行动过程提供了便利。例如，行为与大数据实验室能够深入挖掘动态场景数据，提供多层次情境模拟，使行动者身临其境地参与到决策与行动过程中；在正式进入市场前，创业者可以先通过数字手段（如小红书宣传反馈、线上众筹）获取用户意见和启动资金，锚定行动方向。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创业者如何利用数智技术进行创业前和行动前准备，判断进入市场和实施行动的时机？数智行动如何使创业者获得潜在利益相关者的预承诺，从而快速完成初始网络构建，提高行动效果？等等。 

　　从行动者的认知发展角度，尽管人工智能为行动者在短时间内收集、处理大量信息，识别第三人称机会，响应不确定性提供了工具，但能否降低Knight不确定性仍未可知。不确定性的程度也与创业者的行动细节紧密相关，由于思考和判断无法被直接观测，行动的递归性会放大先前的认知和行动，过度盲目依赖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行动建立在“幻觉事实”的基础上，对事件的发展造成不可控后果。 

　　此外，数智情境下的创业者发展出了更强的学习思维、创新思维和生态思维，致力尝试与产业链、跨行业企业等共生共荣。但复杂情境令创业者挖掘并学习成功行动的因果变得困难，技术进步也加剧了竞争的透明度和激烈程度。创业者如何理解新时代下与合作者和竞争者之间的关系？选择何时、如何融入创业生态？学者们可以将EAT与学习理论、动态竞争理论、创业生态研究等相结合，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此外，不断涌现的创新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也在推动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创业者如何理解尚缺乏明确制度约束的部分？如何在与制度的互动中推进创业行动？也值得学者们深入辨析。 

　　四、多研究方法融合支撑理论发展 

　　如果说深入探索理论的前提假设为理论发展提供了思路，促进理论与本土情境融合为其在国内的深层次应用提供了方向，推动多研究方法的融合就为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现有的以EAT为基础的研究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当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在个体与环境的交互，或是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时，多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使用二手数据或问卷数据验证研究模型；当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在个体的判断决策机制以及判断影响行动的路径上时，多采用情境实验方法观察个体思考过程；当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在个体的具体行动策略以及影响行动的核心要素上时，多通过案例分析或是扎根研究方法，挖掘创业者的行动过程。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将已有方法进行有机结合，例如，首先通过民族志研究沉浸式捕捉个体认知与行动特征，再开展调查研究，用大数据支撑分析结果；也可以使用新技术开发新方法，如借助智能设备营造新的实验场景，进行深入挖掘和长期追踪；还可以借鉴心理学甚至临床医学领域的成熟量表，设计捕捉个体心理活动和行动模式的创业领域量表，建立特色数据库，从而进行更细粒度的调查研究，有力推动EAT的发展和创业过程研究。 

　　（原文标题：《创业行动理论：探索创业奥秘的新路径》）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