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中央活力区的建设路径

2024-01-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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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活力区(Central Activity Zone)是新近出现的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概念,在空间属性上位居城市中心区位、被认为是中央商务区(CBD)的“升级版”,在功能属性上继承CBD原有的现代商务功能、补充科技创新等多元功能,在单元属性上追求“小而美”、注重细小单位网格的差异化和品质化。中央活力区为中国解决“大城市病”、推动城市高品质发展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特色中央活力区的建设初心,不应追求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执着于对城市顶级功能的控制和垄断,而应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人民城市理念,坚持人民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统筹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产业结构。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之所以普遍存在“大城市病”和一些区位产业凋敝、发展不充分的局面,根子都在于城市的空间规划失衡。纵观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中央活力区的建设现状,可以发现,三城主要解决的是城市中心区位人口分布过密的问题。这在我国的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城市症状表现得尤为典型。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20年深刻指出,“目前,我国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以上)和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人以上) 人口密度总体偏高,北京、上海主城区密度都在每平方公里2万人以上,东京和纽约只有1.3万人左右。”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关键在于依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一要遵循产城融合原则。一座城市的发展和人口集聚必须基于产业的支撑,总部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就是中央商务区的两大支柱产业,前些年国内一些城市打着建设中央商务区的旗号,事实上变相搞起高端房地产项目,结果不仅商务办公没有发展起来,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反而还加重了。二要遵循职住平衡原则。从世界范围看,跨城通勤现象比较罕见,同一城市的务工人口和居住人口大体相当(这排除了“一老一小”),现实情况是超长距离通勤和早晚高峰“潮汐流”在超大特大城市屡见不鲜,加大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无法治本、只能部分治标,更长远之策是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必须考虑职住平衡的条件,加大普惠金融对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的支持。

  统筹城市规划环节和城市治理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提到,资产阶级“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城市的兴起是由于城市代表着更先进的生产力,城市的发展壮大是由于城市经济因正外部性而扩张,城市因此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口。当中心城区人口过度膨胀,郊区化似乎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美国的城市化历程显示,随着轿车的发明普及、高速公路的铺设,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阶级选择在郊区置业,在美国广大的城市郊区,围绕汽车社区逐渐形成蔚为壮观的生活性服务业态,巨型商超、主题乐园、综合医院相配套,还有巨大的免费停车场。这种现象被学界广泛称为“城市蔓延”。类似的城市蔓延在国内也司空见惯。由于郊区的土地要素价格相对低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城市蔓延容易导致摊子铺得太大、规划效率低下、配置杂乱无章等弊端。对此,必须树牢系统观念,以全周期管理理念统筹从城市规划到城市治理的各环节,大东京都建设规划通过培育副都心和业务核都市实现“精明增长”的案例就很值得借鉴。

  统筹城市创新驱动和城市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机融入现代生活气息,让古老城市焕发新的活力。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海方案”和“横琴方案”都将创新驱动发展置于首位。近年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际金融体系风险难消,国内金融业也面临去风险、去杠杆、脱“虚”归“实”、改革创新等现实挑战,科技创新正在成为新的动力源支撑城市中心的发展。顺应这一变化趋势的是以“硅环”“硅巷”为代表的“无边界”科创园区的出现。这种新式的科创园区,在地理空间上区别于剑桥园、筑波等远郊区科技园,能同城市中心巨量的各要素充分交流,并直接得到科技金融充沛的全周期支持。我国上海的张江高科、深港的河套科创区因毗邻城市CBD,具备此类发展的巨大潜力。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底蕴,城市文明理应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成分。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考察时多次强调城市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一对范畴是要正确处理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在江西景德镇陶阳里、浙江绍兴运河文化园、四川德阳三星堆、江苏苏州平江古街、河南安阳殷墟,人们看到了古文化遗址保护第一、修旧如旧,看到了传统文化保护与文旅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看到了前沿数字技术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赋能,这体现的不只是中国人民昂扬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多代表着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初心回归和家国情怀。

  统筹城市生产发展和城市生活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要的是衔接好安居和乐业,让群众住得稳、过得安、有奔头。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两大支柱产业,产业园区和商务区是这两大支柱产业发展的主要城市区位。既要门户开放、更要科技自强,是中国特色中央活力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略。一要促进中央商务区功能升级,加快集聚高端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完善金融法治、市场信用、人才政策、治理架构等基础能力建设,强化服贸、商务、咨询、会展、广告等综合服务功能集成,形成总量充分、布局合理、业态完整的商业配套,创新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服务业对外开放等制度,大力发展资金流、贸易流、信息流等流量经济。二要提升主城区科技园核心功能,大力培养和吸引高级评估师、风险投资家等急需紧缺人才,进一步释放辖区内高校等科研机构专利成果转化的活力,加大对科研人员的市场化激励力度,以协同创新打破创新“孤岛”。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多样化发展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网红店”“露营风”“新中式餐厅”等新模式的人气飘红映射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趋向。从国际经验看,纽约第五大道给出了打造“第一商圈”的可行方案:创设多重消费场景,举办旅游节、博览会、体育赛事促进“会商旅文体”一体化发展;引入多元消费业态,合理配比购物、餐饮、文娱、住宿,打造“社交+体验”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开拓多条消费渠道,探索“O2O”“商品+服务”“零售+体验”等复合型消费模式;做厚多样消费特色,依托后街、旧址、社区建设具有城市特色的商业趣味空间,提炼街区文化内核,在古今中外的文化交互中延续城市文化基因。

  统筹公共服务效力和市民社会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履行好党和政府的责任,鼓励和支持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中心是人民的中心,重庆解放碑、长沙黄兴雕像、成都天府广场之所以成为市民公认的城市地标,表达了市民对所在城市的热爱。城市的温度最终体现在城市居民的幸福安康上,城市党委和城市政府的初心使命就是在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一要持续优化三次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维护好职工的劳动权益,严厉打击拖薪欠薪和劳动侵权行为。二要落实高质量充分就业政策,促进青年、农民工、转业军人等重点群体充分就业,维护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利益。三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规范商业保险的经营活动,大力发展健保、康养等新服务,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做大和均衡分布。四要维护社会总体安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改进新时代人民信访工作,提高社区治理能力,推进平安城市建设。

  (刘启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栾永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中央活力区;城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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