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徽：“多链融合”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标

　　（一）积极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近年来，安徽依托高校、科研机构及科创人才资源优势，聚焦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和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实施多个专项行动，先后建成国家级研发平台216家，省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34家及国家级创新联合体4家，规划建设世界级大科学装置集中区，形成了由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交叉前沿研究平台、产业创新平台、“双一流”大学和学科组成的多类型、多层次创新体系。安徽还在全国率先实施创新型省份建设促进条例，率先探索“揭榜挂帅”科技攻关机制、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职务科技成果赋权、首席科学家及全权负责制等方面改革，在用人、用财、用物和技术路线决定等方面最大限度赋予科研人员自主权。经过多年在科技创新“最先一公里”领域精耕细作，2012—2021年，累计有106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在量子科技、强磁场、聚变能源等前沿领域催生出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并衍生出扫描量子计算原型机、毫米波芯片、显微成像、“墨子号”卫星、“嫦娥钢”、超导材料、质子医疗等多项重大应用技术成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10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重要省份。

　　（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安徽坚持“科创+产业+资本”的产业发展思路，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人才链、政策链等“多链融合”，特别是在推动科技金融融合方面开展很多大胆探索。安徽在全国率先探索“人才团队+科技成果+政府参股+股权激励”的模式，发挥省级股权投资基金杠杆作用，设立多个专项基金，建成全国首个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科技融资担保体系，形成了“编制周转池”“专利权融资”“区域科创板”等13项“安徽经验”，并在全国复制推广。安徽还不断创新招商引资模式，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落地。比如，早在2007年，“风投城市”合肥就拿出当年财政收入的1/3投资京东方，建设国内首条液晶面板6代线项目；2009年支持潘建伟团队成立国内第一家量子通信产业化公司；2014年出台“1+3+5+N”产业政策体系，利用股权投资、定向增发、投资托管、基金入股等方式发挥杠杆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为企业筹集发展资金。在行业龙头京东方的带动下，成功吸引70多家显示领域的配套企业落户，实现“从沙子到整机”的整体布局，打造出世界级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安徽还发挥商会、协会、校友会以及龙头企业、产业链“链主”“两头熟”优势开展招商引资，成功吸引到科大讯飞、长鑫存储、睿力集成、通富微电、蔚来等一系列大项目。通过“龙头企业—大项目—产业链—制造基地—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安徽培育形成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五大新兴产业和以“芯屏器合”“集终生智”为代表的数十条重点产业链，打造出新型显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家级战新产业集群。

　　二、湖北：“协同发力”推动重大产业布局优化调整

　　（一）以“产学研用”协同加快传统产业“存量变革”

　　湖北是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特别是装备制造业起步早、基础好。近年来，针对传统装备制造业存量较大、急需转型升级的特点，湖北深入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每年拿出近四成的技改资金投入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传统支柱产业更新迭代。湖北依托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业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相关领域的科研优势，推动其与华中数控、武汉奋进智能机器有限公司、开目软件、闪图系统科技等企业联合成立湖北机器人产业创新战略联盟，抱团推进成果商业化应用，突破机器人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同时，湖北积极培育“一商两平台”，推广数字化协同研发平台、智能化制造执行系统、工业机器人融合集成应用，助力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加快转型升级成为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体系。

　　（二）以体制机制协同推动战新产业“增量崛起”

　　自2001年获批建设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以来，湖北积极开展体制机制创新，推出“科技十条”“人才特区”“资本特区”等一揽子改革举措，有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比如，在科技应用转化方面，湖北在全国率先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四级跳”模式，提出职务成果所有权共享及其最高99%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归研发团队，推出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黄金十条”“创业十条”“互联网+十条”等一系列改革，有力打破了以往对科技成果转化处置权的限制。在人才支撑方面，武汉实施“3551光谷人才计划”，同时实施从人才“注册制”“举荐制”“积分制”、居住证权益、职称绿色通道等方面“人才特区”配套政策，成功吸引诺奖得主、中外院士、国家级人才、海归人才等高端人才超过1万人。在资金支持方面，湖北设立“光谷基金”“光谷生物基金”等专项基金，深化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对准上市企业、“新三板”企业给予补贴奖励，同时推出了微型科技企业免验资、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的千万元补贴计划、产业技术创新奖励计划、国家级战略联盟奖励计划等创新性政策。

　　伴随一系列突破性改革举措的实施，湖北“追光之路”进展迅速。2012—2021年，光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670余家增长至4300余家，国家级企业研发平台从17家增加到45家，培育国家级孵化器26家、国家级众创空间近40家，构建起“孵化器—初创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诞生新产业”的培育全链条，培育出了中国信科、长飞光纤、华工科技、华工激光等行业领军企业，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光器件研发生产基地、激光产业基地及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研制基地，推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下一代信息网络和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入选国家级战新产业集群。

　　（三）以区域协同打造互补合作的产业发展格局

　　在武汉的辐射引领带动下，“鄂黄黄咸”等周边城市不断加强创新协同和产业合作，推动人才、资本、平台就地共享、双向互动，引进武汉“链主”企业招引配套项目，逐步形成“研发在武汉、转化在城市圈，主链在武汉、配套在城市圈，融资在武汉、投资在城市圈”的发展布局。比如，黄石与武汉共建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成功引进锐科激光、赫得纳米、惠晶显示等相关配套企业，承接了武汉芯动科技、汉泰科技等20多个项目在此设立生产基地，以印刷电路板（PCB）产业为突破口向上下游两端延伸，基本形成了覆盖印制电路板（PCB）、显示终端、半导体、激光的产业链，构建从研发到设计、从制造到检测、从部件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供应链。目前，黄石近30%的规上制造业企业已与汉企建立稳定配套，全球每3部智能手机中就有1部用到黄石PCB。湖北已初步培育形成武汉东湖高新区国家地球空间信息及应用服务创新型产业集群、襄阳新能源汽车创新型产业集群、十堰商用车及部件创新型产业集群等10个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总数居全国第三、中部第一；培育形成武汉城市圈、荆州宜昌、襄樊十堰三大重点装备制造业聚集区以及东风、凯迪电力、武锅、武船、长飞光纤光缆等一批龙头企业为支撑的产业格局。

　　三、贵州：“无中生有”抢占数字经济发展新赛道

　　（一）依托生态能源优势加强顶层设计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92.5%，年平均气温15摄氏度左右，境内有近千条长度在10公里以上的河流，森林覆盖率达到60%以上。近年来，贵州大力发展风电、水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成为“西电东送”的重要枢纽和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夏季凉爽的气候、全年洁净的空气、稳定的地质结构、水火互济的电力结构和低廉的电价，成为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自2013年以来，贵州将大数据战略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战略之一，由省长亲自挂帅，构建“一办（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局（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一中心（省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心）一公司（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一智库（省大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一云长（省市县三级‘云长制’）”的发展管理机制，制定了“344533”的大数据产业发展总体思路，相继推出一系列支持大数据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及相关发展规划，出台全国首部大数据地方法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和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地方性法规《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制度保障。

　　（二）不断推出独创性改革创新举措

　　为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贵州大胆创新，多项改革举措走在全国前列。比如，贵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省级政府数据集聚共享开放的云平台——“云上贵州”；率先组建了大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并参与多项大数据领域国家标准的制定，创建全国首个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地方标准；率先赋予数据金融产品的功能特性并设立全球首个大数据交易所，推动数据交换、交易、应用。贵州还每年举办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全球大数据时代峰会等国际性展会以及“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痛客”大赛等赛事，吸引诸多头部企业及国内外人才、创客、投资机构的积极参与，并成功引入高通、IBM、英特尔、思爱普、富士康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和阿里巴巴、华为、京东、奇虎360、科大讯飞等一批国内大数据领军企业落地，目前大数据企业已超过5000家。

　　（三）探索大数据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贵州坚持以应用为导向，不断探索大数据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聚焦部分引领型产业，重点发展大数据核心业态、关联业态、衍生业态三类业态，推动大数据与三大产业融合发展，进而带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其中，核心业态包括大数据存储、交易、加工、安全等；关联业态包括电子商务、呼叫服务、智能终端、互联网金融等；衍生业态包括：智能制造、智慧健康、智慧教育、智慧旅游、智慧物流、智慧能源等。贵州利用“黄金十年”抢占“大数据风口”，以贵阳“中国数谷”为核心，先后获批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国家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国家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试点地区，推动大数据产业实现无中生有、从小到大的蝶变，成为全球聚集超大型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我国“东数西算”8个算力枢纽之一，跻身综合算力全国“第一方阵”，数字经济增速连续7年全国第一，在数字经济赛道实现弯道超车。

　　四、中西部三省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启示

　　（一）注重超前谋划布局，以前瞻思维和战略眼光抢占先机

　　湖北从21世纪之初就开启了“追光逐芯”之路，安徽超前谋划并积极争取京东方、潘建伟团队、科大讯飞等产业或行业龙头入驻，贵州抓住大数据发展“风口”并最终成功跻身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第一方阵，均较早完成了战新产业和重大科技研发领域的布局，实现相关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三省实践证明，在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过程中，各级政府应保持超强洞察力、前瞻性战略思维、敢闯敢干的行动力，准确把握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的大趋势，保持动态跟踪，提前谋划布局，抢抓国家支持战新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锚定、开辟产业赛道，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有力争取重大生产力布局落地。

　　（二）注重锚定发展优势，夯实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基础支撑

　　安徽、湖北和贵州都注重找准并放大其在资源要素、产业、生态等方面的优势，紧盯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调整的需求顺势而为，通过厚植已有优势、变短板劣势为后发优势，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其他省份在优化生产力布局过程中，应聚焦自身发展优势，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紧跟国家发展政策，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打造更有活力、可持续的科创生态，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加速转型升级、更新迭代，使得在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优化调整的过程中，原有重要产业优势得以延续并持续放大，已有重大生产力布局焕发新活力，同时，依托生态、资源、能源、产业等方面优势及新一轮信息技术变革带来的机遇，积极培植争取国家新一轮产业布局的新产业优势，抢占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战略先导权。

　　（三）注重构建高端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

　　安徽先后建成了数百家国家级研发平台及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湖北先后布局建设了由30家国家重点实验室、10家湖北实验室和195家省重点实验室组成的实验室体系；贵州先后布局建设了11个超大型数据中心及一批跨区域战略重点实验室，为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提供了有力的平台支撑。其他省份在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过程中，应坚持“外引”和“内培”，从谋全链、图长远的高度实施“平台战略”，以健全完善实验室体系为重点，积极培育高端技术研发平台，同时，推动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产业创新平台，打造产业与科技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助力企业不断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四）注重打造增长核心，引领带动区域产业布局优化调整

　　安徽支持合肥打造“中国声谷”并以此引领构建“芯屏器合”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重大新兴产业基地。湖北全力支持武汉打造“光谷”东湖高新区并最终成为全国最大的光器件研发生产基地、激光产业基地和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研制基地。贵州举全省之力支持贵阳建设“中国数谷”，并使之成为贵州乃至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如今，“中国声谷”“中国光谷”“中国数谷”的产业地标效应日益显现，推动合肥、武汉、贵阳在各自省份布局重要产业过程中充分发挥出“领头羊”的作用。其他省份在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过程中，应依托省内中心城市及重点优势产业，培育打造诸如“光谷”“声谷”“数谷”之类的增长核心，再通过“进链”“加群”“融圈”增强与其他城市的空间、经济关联性，构建“一个核心承载区+N个联动发展区”产业格局，共同支撑全省构建重大生产力布局。

　　（五）注重创新体制机制，营造更加多元开放的发展环境

　　安徽、湖北、贵州在优化重大产业布局的过程中，善于开展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积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突破体制机制的障碍和瓶颈。其他省份在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过程中，可积极借鉴三省经验，围绕顶层设计、科技转化、要素保障、招商引资、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通过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和公共服务供给来引导生产力布局，针对行业特点、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提供专业性服务，同时不断突破技术研发、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方面的障碍和瓶颈，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相得益彰，以制度创新赢得时间和空间，从而争取重大生产力布局落地。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