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十四五”以及二〇三五做出规划，它是中国未来15年的商业计划书。不管是学者还是政策学者、政府官员都应加力对其进行研究，找到适合发展的逻辑。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我们一直在提“未来深度城市化”蓝图，新型城镇化也可以称为深度城市化。未来我国可能会形成若干个超级城市区，搭建三纵两横的立体交通，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是发展的核心逻辑。这个逻辑不光要做房地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制造业产能的投资，更重要的是形成有效率的产出结构，不可能再允许大量铺设财政和货币资源。我国发展到目前阶段，着重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们真正能够在这里定居生活。

　　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实现共同富裕

    按照经济学中的“二八原理”，结合招商银行的样本数据显示，2%的人就拥有了80%的财富。未来我们收入进行的三次分配一定会不断出现，即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一次分配；由政府按照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在道德力量的推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第三次分配。我们也意识到，如果要给“十四五”和二〇三五规划整理出关键词，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共富”。我们对分配问题必须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在未来15年看到比较良好的进化趋势，才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都是美轮美奂的，我们不缺工匠精神，但是我们没有整体性的科学。这能不能改变？从业界的角度来看，核心突破就是创新。如果我们不能突破就只能变得更大，不会变得更强。在10年、15年后中国整个产出可能变成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同1840年前中国所拥有的几千年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地位一样。但是光大是不行的，1840年英国的远征军5000人带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的枪炮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老大的帝国。我们要变得更强关键在于找到技术创新的核心点，比如蒸汽机时代要找到一个动力源——内燃机。

　　“十四五”规划与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将5G、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相关内容纳入蓝图中，最终所有的行业都将用新的产业技术赋能。每次独立完成产业创新的国家才能够在全球化中扮演领导角色。例如，工业化1.0成就了英国、英镑的时代，工业2.0和3.0由美国完成，所以美国成为了250年来最强劲的国家。我们也希望独立完成产业创新，但仍存在很大技术差距。我们恢复到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是必然的过程，从美国来讲，是两种战略理念的碰撞。这意味着它的争夺不光发生在权利或者利益上，也关于体制，甚至关于不同的文明来源。这样的竞争特别是在海外路径对我们关闭以后，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创新变得尤为重要。这里还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中国如果变成日本超老龄社会大概需要10年就够了。在1990年日本掉下高等收入群体的时候人均GDP已经达到2.3万美金，而我们努力了15年也只是刚接近2万美金，我们是未富先老，日本是又富又老，自然我们的挑战更大。

　　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导向

    目前，面对央行如此大的流动性投放，历史来看利率已经来到历史新低，资金进入到实体经济更多推升了资产价格。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提到：“房地产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现在的转型关键就在房地产和股权上，中国的房地产总市值等于美国的总市值+欧洲总市值+日本总市值。美国的股市总市值等于欧盟的总市值+日本的总市值+中国的总市值，不确定他们是对的，也不确定我们是对的。这个调整必然会发生，是未来必须要研究前进的方向。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员。本文根据邵宇在“财经战略年会2020——面向‘十四五’的中国经济”会议发言整理。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