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传统发达国家，特别是霸权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引领者与拥护方。作为技术引领、制度设计与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他们对全球化的态度转变会令全球化发展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必将带来“责任转移”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国际关系“责任转移”理论的视角，观察本轮全球化转型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以期为中国应对全球化转型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一、责任转移的理论界定

　　责任转移是霸权国应对衰落的重要手段，也是霸权护持的方式。西方既有理论对霸权国如何维护长久霸权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主要从权力角度探讨霸权护持，提出了责任问题，但并无专门论述。基于此，本文试从责任的角度来探讨霸权国对权力衰落的应对。

　　（一）责任转移的内涵与逻辑

　　所谓责任转移即霸权国为了避免霸权的丧失、固化原有权利分配格局，有选择地减少、甚至规避应尽的国际义务和应作出的国际贡献，将责任向新兴大国转移的现象。责任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指大国在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维护国际机制平稳运行，以及制止国际不法行为方面所应尽的义务和应作出的贡献；二是指国际法主体因自身的国际不法行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责任转移并不一定以权力转移为前提，但权力转移的进程会催生和加快责任转移的步伐。责任转移可能伴随权力转移的各个阶段。尤其是在权力转移初期和中期，由于霸权国积聚权力增量的能力相对下降，尚具备权力优势的霸权国普遍倾向于通过责任转移手段避免权力存量流失。

　　责任转移理论关注的是霸权国为了避免权力转移潜在风险与后果而倾向于采取的霸权护持手段。一方面，由于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难以通过军事围堵、遏制或战争方式实现权力更迭，责任转移遂成为霸权国推高新兴大国发展成本或诱导其滑入“责任陷阱”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在责任转移过程中，通过对权利与责任进行切割，霸权国刻意回避“权利让渡”，并希望固化原有“权利分配”格局。由此产生的权利与责任的非相合性矛盾，构成了霸权国与新兴大国在国际格局转型期的主要矛盾，并直接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消极影响。对于霸权国而言，当体系内出现依靠既有体制高速发展的新兴大国时，责任转移的意愿将更加强烈。

　　责任转移本质上不是一种改变自身弱势的战略思维，而是一种削弱对手优势的战略思维。具体而言，即通过构造并激化体系变量间的“非相合性”矛盾，破坏现有国际机制的有效运行态势，进而降低现有机制下最大获益方的发展速率。霸权国“卸责不让权”必然会导致“责任赤字而权利盈余”的非相合性矛盾。正是在责任转移进程中这一类矛盾的此消彼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形态的不断转化。以权利与责任的内在“相合性”作为考察变量可以发现，相合性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反之则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二）责任转移的结果

　　责任转移从结果上可以分为“全面卸责”、“部分卸责”和“责任共担”三种情况。具体来讲，所谓“全面卸责”就是霸权国全面责任转移的现象；所谓“部分卸责”就是霸权国在推卸责任的同时，为维系其角色地位和国际影响，而不愿放弃某些与权利、利益密切相关的责任的做法；所谓“责任共担”则是霸权国与新兴大国在合法的多边制度框架下，根据各自的现实国力，通过谈判协商合理、公正地协调和分配权利与义务的做法。

　　在权力转移的不同阶段，可能伴随责任转移的不同情况。如前所述，对于霸权国而言，在权力转移的初期实行责任转移往往最有利。而新兴大国在此过程中所面临的冲击将增加霸权国的相对优势。在权力转移中期，霸权国进行责任转移的迫切性增强。此时推动责任转移，虽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新兴大国通过责任担当趁势而起，扩大影响力，但比之责任真空可能引发的混乱和造成的根本性衰落风险，责任分担仍然是有利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在权力转移后期，霸权国则会因力所不逮，而不得不实行责任转移。新旧大国间的责任转移更多是基于能力与责任相合性的水到渠成。

　　从新兴大国角度分析，在权力转移初期，如果霸权国保留责任，那么对于能力尚且不足的新兴大国来讲，融入和利用现有体制可以实现低成本的快速崛起。这种情况也被视为新兴大国最佳战略机遇期。在权力转移中期和后期可能出现责任共担与权利共享的新局面。这既可以避免霸权国由于盲目推卸责任而导致责任真空与治理赤字，也可以使得新兴大国能够有效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因此，责任共担将是一种对守成与崛起方均为有益的结果。

　　二、责任转移与全球化转型

　　本轮全球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一就是西方理论所强调的权力转移，即美国霸权相对衰落，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崛起。为了应对权力转移的风险，霸权国在这个阶段强化责任转移，造成全球化转型与责任转移相伴而行。可以说，责任转移是本轮全球化转型的重要推手之一。

　　基于此，本轮全球化转型显示出两个突出特征：其一是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在全球化中的位置转换，即新兴大国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而传统发达国家，尤其是霸权国由全球化的推动者变成了消极抵制和阻碍者。其二是经济全球化由“全面扩容”转向“局部收缩”。在这一背景下，霸权国的责任转移无疑将进一步阻碍全球化的扩展与深化，并导致新一轮全球化力量的重新组合。目前，霸权国在全球化问题上至少表现出以下两个倾向。

　　第一，贸易保护主义的“隔离”。霸权国以“绿色壁垒”、“气候壁垒”、“人权壁垒”等名义升级贸易门槛，充分利用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与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优势固化机会垄断，培养局限于发达国家内部的双边小集团互动模式。

　　第二，制造“责任真空”。霸权国在全球性事务中不再坚持大国担当与国际责任，而是倾向于重新转向“孤立主义”来制造责任真空。尤其在权力转移初期，霸权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不作为，不仅会导致现有的机制无法正常有效运行，还会导致全球化中许多新问题和新领域面临“治理真空”的局面。

　　基于霸权国的上述倾向，全球化转型至少面临以下两种风险。第一种风险在于，霸权国推行责任转移，导致新兴大国不愿也无力在短期内承接原有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可能因集体行动逻辑困境造成“金德尔伯格陷阱”。第二种风险在于，面对霸权国推行责任转移，新兴大国在短期内承接了远超过其自身能力的国际责任而引发的国力透支。这种因错误估计自身实力而引发的战略失当，可能造成新兴大国在责任转移中面临滑入“责任陷阱”的风险。

　　新兴大国虽然国力迅速提升，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其人均GDP仍远低于发达国家。这就意味着新兴大国国力向全球影响力的转换效率偏低。同时，中低端产业结构与外向型经济模式也使得新兴大国在对冲全球化转型风险的问题上具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因此，在责任转移过程中，新兴大国并不占有与霸权国对等的博弈筹码。如果霸权国拒绝承认多边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国际准则，并通过责任转移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积极构造“责任真空”，那么单凭新兴大国既无力承接全球治理的重担，也无法通过对霸权国的道义谴责与政治说教迫使其重新回到承担国际责任的轨道上来。只有当行为者将自己的决策调整到同样也适合其他行为者偏好时，或者当一国政府实施的政策被其他国家政府视作能够促进它们自身目标时，基于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才会出现。

　　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承认博弈筹码不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共赢——而非平等互惠基础上的合作共赢——并积极推动带有选择性激励特征的“担责让利”，这是新兴大国实现责任共担最现实和有效的路径。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

　　针对霸权国责任转移可能造成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匮乏及其对全球治理产生的冲击，中国至少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斟酌应对。

　　首先，在权利与责任相合性较强的领域内，中国可以继续奉行建设性参与战略争取责任共担。在权利与责任非相合但有助于人类发展的领域，中国应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可以实现责任共担的框架内，新兴大国的目标应该限定为在现有机制框架内获取更多的决策权和影响力，以开放的心态在现有机制平台下更多采取共建、共治、共担的做法。另外，在跨国传染病防治、全球气候治理等公共治理领域，霸权国推卸责任和实施责任转移的意图日益明显。对此，中国可以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积极发挥更大的责任。在责任与权利具有非相合性、霸权国急于转移责任的领域，中国可甄别考虑主动承担。如美国采取经济保守主义，主动放弃了一部分“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责任。在此背景下，如果新兴大国能够承担起更大的国际责任，则有可能在现有的机制框架内积聚起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使之成为弥补新兴大国软实力短板的重要机遇。

　　其次，在国际机制缺失与空白的新领域，或是权利与责任相合性不强且霸权国拒绝让渡相应权利的领域，中国可以通过创造性变革的“谋势”战略，通过构造平行补缺类机制框架扩展权利增量，再造相合性均衡。中国通过G20平台和金砖平台以及“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将对现有全球治理机制形成有效的补充、丰富与完善。此外，中国倡导的“降低经济一体化准入门槛”的主张不仅使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并享受经济一体化的成果，还将为霸权国留有谋求经济增长的包容性空间。

　　再次，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可以通过分阶段取得实质性成果的“三步走”策略，逐步推进全球化转型的良性发展。第一，自我完善。深耕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更加公正、开放、合作与共享的国内市场。第二，由己惠人。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丝路基金”等“选择性激励”方式优先支持与我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和愿意一道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国家。第三，兼济天下。中国倡导的全球化是构建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中国及其伙伴国家将通过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合作观”来升级或重塑现有的国际秩序架构。

　　最后，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展现大国担当、推动责任共担的进程中应量力而行，中国还要避免因战线过长、实力误判、承诺过多、重点分散等战略失当而滑入可能诱发战略透支的“责任陷阱”。

　　结语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深嵌到全球化的每一项议程和机制之中。这就意味着中国自身的发展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相辅相成、息息相关、互为表里、休戚与共。为此，中国将同多数国家一道，重塑多边主义、促进互利共赢，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可持续增长与包容性发展。通过积极提供责任共担的中国方案，借以避免全球化转型和责任转移所引发的治理真空局面的恶化。为确保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的责任共担以及国际秩序的和平稳定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