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疫情对城市经济发展冲击效应的理论分析

　　（一）冲击的数量效应

　　疫情冲击给城市经济发展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基于宏观经济学视角分析，疫情冲击属于短期冲击，防控效果不断巩固，城市经济发展将收敛于平稳，但全球疫情导致的外部风险具有不可预期性。

　　第一，从消费需求来看，疫情加大了企业复工复产的不确定性，城镇失业率相对较高，城市居民的绝对收入下滑，引致消费需求降低。第二，在投资需求方面，由于生产要素与原材料流动的限制，城市投资受疫情冲击较为严峻。第三，政府购买层面，由于财政预算制度的刚性要求，政府财政支出受疫情冲击较小。第四，就进出口需求而言，疫情诱发的系统性风险对全球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第五，短期供给层面，疫情在传导机制上通过价格冲击和要素供给冲击，使城市短期总供给趋于下降。

　　（二）冲击的结构效应

　　城市异质性部门和经济主体的约束条件具有差异性，受疫情负面冲击的程度有所区别，造成了冲击的结构效应。疫情对城市经济冲击的结构效应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投资结构以及进出口结构等维度。

　　1．产业结构效应。疫情初期由于价格冲击和原材料短缺的叠加效应，第二产业相较于第三产业受负面冲击更为明显。从具体行业来看，疫情对住宿和餐饮业的影响最为严重，其次为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也更具有长期性。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疫情中却逆市上扬。

　　2．所有制结构。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条件有差异性，因此疫情初期，非国有经济受到冲击更为严峻；但是非国有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更强，经营策略更为灵活，对疫情的反应更敏锐，疫情中后期对其影响将逐渐减弱。

　　3．投资结构效应。各级政府更为重视新建投资，而扩建和改建固定资产投资额大幅下降。此外，设备工器具投资下滑严重，说明各级地方政府相对忽视了技术改造的重要性，但政府对民生和环保的关注度并未受疫情影响。

　　4．进出口结构效应。我国防疫物资对出口的带动较大，抵消了疫情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但5月防疫物资出口有所下降导致出口负增长。防疫物资出口强将会带来结构分化效应，能够有效提振制造业及相关行业就业的发展信心。

　　（三）冲击的非理性预期效应

　　疫情的暴发和快速、大面积扩散加之信息不完全会诱发公众的恐慌行为，甚至会出现谣言的传播，造成非理性的相互模仿、传染的“羊群行为”，影响防疫物资及其他资源的合理配置。非理性的恐慌情绪和“羊群行为”具有相互强化的效应，易于引发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冲突，导致统一部署的防疫措施被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受到冲击，最终损害社会稳定和社会信任关系。

　　二、后疫情时代我国城市经济恢复性转型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一）城市经济恢复性转型发展的机遇

　　1．加速增长动能转换。疫情暴发放大了城市传统增长动能滞后的缺陷。而代表城市先进生产力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经过数字化技术改造的金融业却逆势增长。加速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是推动工业城市向创新城市的转变，以创新提升城市应对冲击的自我恢复能力。

　　2．优化资源配置方式。疫情的暴发凸显了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促使地方政府着力营造民营经济能够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环境。此外，通过疫情的考验，会使地方政府加大管理和服务的创新力度。

　　3．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新冠肺炎疫情使制造业供应链中部分环节停摆，诱发“长鞭效应”，这预示着后疫情时代政府和企业必须强化自主创新，瞄准产业链关键薄弱环节，以最低成本补短板，保障产业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性。

　　（二）城市经济恢复性转型发展的挑战

　　1．应对经济逆全球化的挑战。后疫情时代，为了保障本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美国优先”等政策的实施会强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导致经济逆全球化。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推动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本将会提高。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也将受到抑制。

　　2．城市集聚经济面临的挑战。后疫情时代，城市传统聚集经济的形态特征、运营机制和土地利用模式都面临巨大挑战，发展以释放知识外溢效应为核心的现代化聚集经济模式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关键。

　　3．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后疫情时代，人口空间分布的分散化演变使得城市传统的治理模式对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构成挑战。

　　三、后疫情时代我国城市经济恢复性转型发展的路径

　　（一）强化创新型城市建设

　　创新型城市是依靠科技、知识、人力资本和文化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的城市，通过知识外溢以及创新要素的流动能够对临近区域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第一，优化城市创新制度和法律环境，激发各类主体创新积极性。第二，优化公共服务投入，大力储备高质量的创新要素。第三，借助产业互联网，打造跨城市、跨行业的创新要素信息平台，释放创新驱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

　　（二）提升城市产业基础能力

　　产业基础能力是对产业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刻画，提高产业基础能力是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产业基础能力的高级化程度由产业链和创新链发展水平共同决定。可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动科技创新与城市产业资本融合发展。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提升创新成果的市场转化率。

　　（三）加大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后疫情时代，城市经济恢复性转型发展需要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和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力度，以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为切入点，优化城市发展环境质量。首先，加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基于新型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大数据的共享机制，驱动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变革，减轻城市基层治理的负担。第二，加速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升级。提升城市社区的便利性、安全性以及生态环境的和谐性，优化城市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四）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城市经济的恢复性发展要充分开发本地市场潜能，同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最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新发展格局。一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充分开发本地市场潜能。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激发内需能够吸引国外资本和产业的持续流入，做强国内企业的产品、技术和运营模式也能促进企业走出去，内循环为外循环添薪续力。二是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三是加快推动“一带一路”软联通。为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政策保障，为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经济恢复性转型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