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编者按：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高和对国际事务参与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构建方面的行动力和话语权与日俱增。历史大势要求中国全面审视当代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尤其是审视当前国际秩序及其解释体系的问题与缺陷，构建能够顺应国际合作发展潮流，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势，充分体现经实践验证了的中国智慧、中国理念，指导未来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今天，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取得巨大进步，但在国际学界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近日，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了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网：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曾经主导国际关系学术界，但是现在没有那么流行了，在您看来，原因为何？

　　阎学通：有可能是受“东升西降”这个概念的影响，目前国内有些人，包括国际关系学界中的少数人误以为西方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影响力下降了。这与客观情况并不相符，西方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在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界，美国学者仍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欧洲学者的影响力仅次于美国。从整体上观察国际关系理论界，可以说范式性理论的影响力相对下降，国家层面和决策者个人层面的理论研究比较兴盛。其原因是范式性理论基本上是体系层次理论，体系层次的自变量难以解释当下的逆全球化现象。逆全球化是当前国际秩序的最主要特征，国际关系理论界需要回答这个重大问题，即冷战后的全球化为特征的秩序转向了逆全球化。

　　结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范式理论，分别以实力结构、国际制度和文化结构为自变量解释国际秩序的有无和特征。然而，这三种范式理论的自变量都缺乏解释为何逆全球化发生的效力。

　　结构现实主义面临的困惑是，逆全球化始于2016年英国脱欧，而国际社会认为冷战后的一极终结于2019年（指美国霸权衰落到一定程度）。秩序变化在前，格局改变在后，无法将格局改变说成是秩序变化的原因。原因变化需要发生在结果之前。

　　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制度类型决定了国际秩序的类型。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其主导地位强化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从关贸总协定发展到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典型例子。自由主义理论面临的难题是，为何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强化了，全球化却未能持续发展，反而转向了逆全球化。

　　建构主义受到的挑战比自由主义更为严峻。建构主义认为观念具有决定性作用，价值观（文化结构）决定了国际秩序。冷战结束使自由主义价值观成为世界主导价值观，推动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核心内容的全球化。这看上去很符合建构主义的理论，然而，建构主义面临着在自由主义价值观主导世界20多年后，却无力继续推动全球化，甚至无力阻止逆全球化的发生。

　　由于结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无力从体系层面解释国际秩序从全球化向逆全球化的重大转变，因此范式理论的影响有所下降，同时促使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理论的兴起。国际关系理论界正在寻找国内因素来解释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在寻找国内层面因素的学者中，有人试图用政府、社会、历史、制度等因素解释体系变量；有人则从决策者个人层面寻找因素，主要是区分决策者类型与决策偏好的关系，还有些人研究决策者的心理因素。体系层面的范式理论影响力下降，但国家和个人层面的理论研究仍是美国学者影响力最大，欧洲学者其次。因此，西方学者在国际关系学理论研究中仍占有主导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网：今天，许多学者在讨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您如何看待非西方国关理论的发展？中国的国关理论地位如何？

　　阎学通：全球国际关系（Global IR）这一概念是阿米塔•阿查亚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在美国之外地区引起的关注大于在美国国内。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同意这个概念。他认为，不应该让西方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的倾向长期持续，这样不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因此，他与阿查亚共同推动“全球国际关系”这个概念。布赞认为，应该鼓励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比如，当初我在创建《国际政治科学》（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杂志的时候，布赞非常支持我的计划。他认为，中国杂志发表运用科学方法的研究成果，这对国关理论发展的作用会很大，因为这与美国学界在研究方法上是一致的。美国学界不赞同欧洲学者用历史方法研究国际关系，如果中国杂志发表用科学方法得出的研究成果，这对美国学者会产生较大影响。这有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化发展。“全球国际关系”的概念在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和中国的影响都很大。但是，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就不太支持这个概念。

　　虽然“全球国际关系”的概念有较广泛的国际影响，但目前除中国学者外，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学者还没有建设出任何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学界依然主导着全球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网：刚才您也提到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力目前在上升，那么您如何看待中美两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异同以及存在的问题？

　　阎学通：2000年我调到清华大学之后，推动中国学者参加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之后形成了清华路径。借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使用科学方法研究现实国际问题，这是清华路径的三要素。我还动员日本、韩国、印度和中东的学者创建以他们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二十多年过去了，只有中国学者取得了比较明显的理论成果。这就是为什么现有有关“全球国际关系”的文章中所列举的实例只有中国学者的理论。

　　一方面，我们应看到在非西方国家中只有中国学者创建了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承认，中国学者的理论比美国学者的理论影响力小得多。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美国的差距是一个不断缩小的趋势，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拉大的现象，这需要我们关注。这个新趋势与智库建设兴起的时间点似乎有些重叠。

　　中美两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分别举两个例子。相似的地方是，两国的很多青年学者喜欢采取定量的研究方法，且定量操作化的水平已经很高，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是，这一共性也带来了共同的缺陷。许多从事定量研究的青年学者倾向验证已有的理论，而不是创造新的理论。原因是，验证比创新容易，可以多发表文章。

　　再举一个两国学界不同的例子。两国学者研究理论的议题不同。美国学者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动力较大，中国学者则政治动力较大。美国学者选择历史性问题研究较多，中国学者选择现实性问题研究较多。美国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写俄乌冲突和中美贸易战的文章不多，中国则较多。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到底该如何改进。之前，您谈到中国的学者谈时事多，谈学术少，这个问题您觉得中国应该如何去改进，以便促进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阎学通：我觉得中国学者要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或者说争取缩小和美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影响力上的差距，需要增强学者的学术偏好，即学术执着性。

　　现在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人数还得增加。我国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对理论研究缺乏兴趣，不愿意从事理论研究，偏爱写国际评论文章。写时事评论是不可能提高理论水平的。理论研究需要的时间长、发表的成果少，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有一点点的理论创新。希望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界能重新恢复本世纪初的那种理论热情。

　　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当然需要关注现实的国际时事，因为好的理论既要能解释历史现象，也要能解释现实，这才能建成强理论。例如，乌克兰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都是因为一方要阻止另一方在邻国部署战略武器，但为什么乌克兰危机升级为武装冲突而古巴导弹危机就没有？目前，有些学者研究理论，不愿意做实证，得出的理论原理无法用于解释具体事例。从概念到概念的辨析而无法解释历史事实，其理论影响就很弱。理论研究从所谓辨析走向实证是提高理论研究水平的重要路径。美国学界的国际关系理论影响力位于世界之首，主要靠实证的技术路线。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目前有“三大理论”，一个是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还有一个秦亚青教授的关系理论，还有一个是您的道义现实主义，国外学者如何评价这“三大理论”？ 

　　阎学通：有关“全球国际关系”的很多文章都提到我们三个人，他们起个名字叫“三巨头”（big three）。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创建的国际关系理论普遍持批判态度。主要在三方面：第一是他们认为这些理论都是“中国中心主义”，因为这些理论都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他们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不适合中国之外的地区，因此他们认为这些理论只能够解释中国，不能解释外部。

　　第二是他们认为这些理论是“文化本质主义”，或“文化优越论”。批判说这三个理论都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因此理论出发点就是一种自大的心理，缺乏客观性。我认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没有持这种优越论，而是认为文化只有不同和差别，文明才有落后和先进之分别。

　　第三是他们认为这些理论的目的是为解释政府的对外政策。在西方学者看来，这些理论都是量身定做的，是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没有学术意义。他们认为，由于这些理论是服务于中国政府政治目的的，因此不能够被他国学者所接受。

　　我组织中外学者共同写了一本书，今年5月份由英国的布里斯托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书名是《国际领导的本质：争论中的道义现实主义》（The Essence of Interstate Leadership. Debating Moral Realism） 。在第二章中，我对这些批评做了一些回应。有些中国学者的确声称他们的理论是中国化的，或其理论工作完全是为政府服务的。然而，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却坚持了普适性原则，这种理论不但能解释中国的外交行为，也能解释其他大国的外交行为，包括古代大国的外交行为。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大国的决策者们如果依据道义现实主义原理制定对外政策，就能较好地实现其战略利益。这个理论是适于所有的大国，而非局限于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想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