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8日至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是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竞争十分激烈、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召开的。围绕周边工作召开如此高级别的中央工作会议，显示中央对周边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期许。对于当前周边外交面临的环境与态势，会议强调，中国与周边的关系“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体现了当前周边格局演变的复杂性。与2013年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时相比，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核心关注与诉求、利益结构与排序、对于关系发展的认识与预期都发生了重要和深刻的变化。

　　在“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中国外交工作布局中，“首要”一词赋予周边地区在中国整体外交布局中十分突出的位置。在2013年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此次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这个提法在原有的“周边是首要”的基础上，进一步赋予周边在“运筹外交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作用。这意味着，周边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也表明，周边外交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中，还体现在中国可以通过深化与周边的合作来运筹整个外交全局，获取更大的全局性的战略主动。我们不能就周边谈周边，而是要更多地从全球视野、国家整体战略布局的角度来审视和经营周边关系。良好的周边关系对于更好地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推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多边舞台上更好地发挥作用，都可以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面对大国战略竞争，中国需要在周边建立一个稳固的阵地，以更好地应对外部压力与国际体系的宏观变化。而在经济发展与产业链合作层面，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美国从全球化的棋手转变为“去全球化”的推手，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使国际贸易秩序受到巨大冲击，经济议题的安全化使中国在海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投资面临的障碍显著增多，产业链价值链出现区域化的态势。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在贸易、产业链中的合作，有助于双方共同应对世界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不确定性，在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保持增长的动力。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因素。中国周边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共同发展是大多数周边国家的强烈意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也是“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风险与挑战，更好地实现共同发展的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都在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但不变的是中国对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持续追求。这一追求在不断地系统化和深化，并转化为深刻和广泛的政策实践。

　　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侧重于在周边培育命运共同体意识，夯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观念基础。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此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周边同我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利益相连，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和优先方向，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

　　明确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未来一个时期周边外交的工作核心与焦点。截至2025年5月，中国已经同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等17个周边国家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在中南半岛和中亚地区形成命运共同体“两大集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深入推进。在大国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层面的国际合作呈现相对停滞状态的背景下，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则不断呈现加速推进的态势，取得多方面重要成果，说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能够克服国际体系与地区形势中的不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大国战略竞争的影响，证明了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周边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周边可以真正发挥重要的先行区、试验田、示范地作用，真正成为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因素与环节。

　　（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